清华简《封许之命》揭示春秋金文的天命

苏辉

在古籍和金文材料中，常常见到周文王和武王“受天命”，这是周人对于祖宗能够取代殷商的一种政治合法性论述，所以主要讲的都是周王受命。其实，除此之外还有诸侯的受命，2015年新发表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收录一篇《（封）鄦（许）之命》^[1]，是周成王时封吕丁为许侯时的册命文书，本有九支简，第1简和第4简佚失，其文也有提到“大命”：

……【1】雩（越）才（在）天下，古（故）天雚（劝）之乍〈亡〉斁，向（尚）唇（纯）氒（厥）悳（德），䧹（膺）受大命，㽙（允）尹三（四）方。则隹（惟）女（汝）吕丁，肇佑玟（文王），䛑（毖）光氒（厥）剌（烈）【2】，□司明型（刑），厘氒（厥）猷，祗事上帝，（桓桓）不苟，严将天命。亦隹（惟）女（汝）吕丁，捍辅珷（武王），攼敦殷受，咸成商邑【3】。……言奉【4】，命女（汝）侯于鄦（许）。女隹（惟）臧耆尔猷，虔血（恤）王家。柬（乂）亖（四）方不（格），以堇（勤）余一人。

简文是从先祖谈起，与金文的记载相互印证，从礼制上讲符合“锡命必祖”的原则^[2]。在册命吕丁为侯的文书中谈到“天命”和“大命”，自然都是些格式套语，不仅常见于西周金文，在春秋时代的金文中也有出现，显然金文中的相关语句都是从册命文书中摘录，正如《礼记·祭统》所云：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勛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

都是为了称扬先祖的功烈，显示做器者要不忘前人事业，赓续荣光之意。剖析其中的内涵，对于理解相关历史背景不无益处。

值得注意的是，秦器铭中有好几件讲到“天命”，详见下文所列：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1）1978年宝鸡太公庙出秦公钟一（图1-1）、二和秦公鎛铭：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剌剌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卲合皇天，以虩事蛮方……秦公其畯在位，膺受大命。

（2）1919年天水西南乡出土秦公簋铭（图1-2）：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在帝之坏，严龚夤天命，保乂氒秦，虩事蛮夏。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剌剌桓桓，万民是敕。

咸畜胤士，□□文武，镇静不廷，虔敬朕祀。乍□宗彝，以邵皇祖，其严征各，以受纯鲁多厘，眉寿无疆，畯疐在天，高引有庆，肇囿四方。宜。

（3）宋代出土的盄和钟铭（图1-3，部分摹本）：

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十又二公，不坠在上，严龚夤天命，保乂氒秦，虩事蛮夏。……

（4）陕西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石磬残铭（图1-4）：

恪天命，曰：肇旉蛮夏，极事于秦。即服^[3]

对“十又二公”的理解各家也分歧明显，至今没有取得共识，但此点与年代直接关联，且秦公各器之年代学者讨论已久，未能统一。因此对于秦公簋、盄和钟等器的器主就有种种的意见，不过大体都限在春秋时期。

郭沫若先生已指出：“铭文格调词句与晋邦相同”，^[4]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谓：“余今得一坚确之证，知作器者实是秦景公，盖器与齐之叔夷搏，花纹形制，如出一范，叔夷搏作于齐灵公中，秦景公于灵公六年即位，年代正相同，知所谓十又二公实自襄公始。”伍士谦先生《秦公钟考释》认为：

簋铭云：“受天命靡宅禹盛”，盄和钟铭云：“受天命矗有下国”，秦公钟铭云：“受天命赏宅受国”，意义皆相同，即受周天子之命获得封地。正如黄伯思所谓“虽曰附庸，盖亦国也。”^[5]

图2-1

图2-2

陈昭容先生通过铜器铭文及文献资料论证“受天命”特指始封之君，所谓“天命”一词通常指国祚、帝位而言，故秦金文中“受天命”的对象都是秦开国国君襄公^[6]。伍、陈两位先生对于秦金文中“受天命”的解释非常合理，足以解惑。

目前看铜器铭文中说诸侯一级“受命”的还有梁带村所出西周晚期的毕伯鼎（图2-1），铭文中有“丕显皇祖受命毕公”（图2-2），以及晋公晄（图3-1）：“隹（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且（祖）栖（唐）公，□受大命，左右武王，□□百侏（蛮），广伛（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来［王］。［王］命柶（唐）公，冖宅京佣（师），□□［晋］邦。’”（图3-2）再联系秦公钟（鎛）铭文“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秦公乺（其）畯厊才（在）立（位），膺受大令（命）”。三者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始封君受（大）命。这些先祖（始封君）所受之命应即命服之命，大者，王命之故。因此，从晋公晄器铭也看不出特别违反礼制之处，秦器的“天命”其实也是讲先祖受赏得以起家。

图3-1(www.xing528.com)

图3-2

当然也有学者以为铭文中的受天命是秦僭越之证。张政娘先生以为“末世诸侯之僭妄也”^[7]，臧知非先生力主之，并联系《史记·封禅书》以及《六国年表》的评论，作为印证^[8]。

笔者认为，秦铜器铭文的称天命却并非僭越，两者不可一概而论。秦器中的“天命”之“天”并非一般理解的上天，而是训为“君”，《尔雅·释诂》：“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郝懿行《义疏》：“天与帝亦训为君者，天、帝俱尊大之极称，故臣以目君焉。《易·说卦》云：‘干为天，为君。’《左氏·宣四年传》云：‘君，天也。’《鹖冠子·道端篇》云：‘君者，天也。’是皆以君为天之证。古者称君，或言昊天，或言天王，或言天子，其名异，其实同也。”春秋时期天子又称天王，也是同理。君，又可释为大，故“天命”即天子之命，也就是君命，所以亦可称大命。明白了天的所指，秦公诸器铭文的内涵也就随之而涣然冰释了，所言均是其先祖承天子之赐命，得到赏宅立国，非但不是僭越，反倒是以王命为尊宠，字里行间的推崇之意不言而喻。晋公器铭与毕伯鼎的表述，也当作如此观。

文献中可以举出类似的语句。《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毛传：“受命，受命为侯伯也”。《韩奕》下文又“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孔疏：“僖二十四年《左传》曰：‘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是韩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为韩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大雅·无衣》孔疏：“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于天子则不成为君，故不得衣则不安也。必请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公羊传曰：‘锡者何？赐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王命诸侯，必皆以衣赐之，故请衣也。案大宗伯云：‘王命诸侯则傧。’庄元年《谷梁传》云：‘礼有受命，无来锡命。锡命，非正也。’然则诸侯当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国请之者，天子赐诸侯之命，其礼亡。案春秋之世，鲁文公、成公、晋惠公、齐灵公皆是天子遣使赐命，《左传》不讥之。则王赐诸侯之命，有召而赐之者，有遣使赐之者。《谷梁》之言，非礼意也。”《韩奕》中“受命”的对象同样是韩侯的先祖，这是与上述几件器铭的相同之处。因此，他们受命的内涵也是可以互证的，就指所受天子赐命，受土封为诸侯。秦器铭之“虩事蛮夏”、晋公的“□□百蛮”、《韩奕》“因时百蛮”，属于相似的内容，应该是命书中的一项要求，或是格式语句，意思也相近。通过与《诗·大雅·韩奕》、晋公铭文等的联系，可知这些文献中的“大命”，含义等同于秦器铭中的“君命”，也指的是始封君立侯建国的锡命。器铭中引述的多为锡命册文上的语句，不过是记功自励，秦公诸器上这些内容，同样属于周人册命秦君的文字，与史墙盘的内容也被器主的后代在金文中反复引用是同一个道理。

锡命的具体仪式、内容见于《左传》定公四年，所记鲁、卫、唐、蔡封国时的命项和赐品，叙述尤详：

分鲁公以大路、大，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巳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

以上所引可与《周官·大宗伯》的记载正相印证，“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为之做了最贴切的注脚。《春官·司几筵》“凡封国、命诸侯”，均指同一件事。《典命》也记：

掌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亦如之。凡诸侯之适子，誓于天子，摄其君，则下其君之礼一等；未誓，则以皮帛继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视小国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各视其命之数。

所述更是详备。高青引簋即齐卿受命于周天子以领齐师，可知周代受命之礼，自中等国之上卿以达于诸侯，无不从之。

齐国叔夷钟虽不是诸侯的做器，但一样历数先祖的功业：

尸（夷）朞（典）其先旧及其高骭（祖）。飕（虩）飕（虩）成唐（汤）。又（有）敢（严）才（在）帝所。魲（尃）受天命。朠伐椪（夏）后。朡氒朣（灵）椨（师）。伊少（小）臣隹（唯）朤（辅）。咸有九州。处妙之堵（土）。

周生春、孔祥来《田齐“高祖黄帝”考辨》（《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分析了陈侯因齐敦铭文，认为铭中出现“高祖黄帝”的原因是春秋时期随着诸侯争霸的发展，诸侯大国出现了王天下的政治要求，为了实现王天下的战略，齐国用“高祖黄帝”之名争取政治优势。

春秋金文提及受命的还有淅川下寺所出楚国的“新命楚王”戈，淅川下寺楚墓的主人是鄬子倗，叔夷是齐灵公时人，均到了春秋晚期前段^[9]。戈铭为：“新命楚王，雁（膺）受天命，倗用燮不廷”，这个“天命”才是僭越，因为楚王并非周天子所命，故与秦公器铭所指迥异，其中隐含的是楚国问鼎的野心。

上引秦公诸器、晋公、齐叔夷钟，好引述先祖受命之事以自励，再加上有僭越之嫌的新命楚王戈，可见当时的风气如此。晋公是晋平公为嫁女于楚国所做铜器^[10]，事见于《左传》昭公四年，之间的过程颇有些起伏，晋楚双方都在暗地较劲，但最终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做了一定的妥协。铭文开头就直陈先祖功业，后面一段则表明自己的政治抱负：“公曰：余唯（虽）小子，敢帅井（型）先王，秉德秩秩，□燮万邦，□莫不曰□□。余咸畜胤（俊）士，作□左右，保辥（乂）王国。”晋国此时虽已在衰落阶段，但平公并没有忘记重振晋国霸业，通过讲述先祖的荣光，如受命征讨四方等事迹，他自己也希望能“□燮万邦”。

下面从当时背景来讨论一下，东周时期国家形态逐渐发生转换，投射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影响最直接的是政治格局的蓝图。春秋并国无数，从原来的二百多个国最后剩下十几个，对于后期的政治版图来说显得更加明晰。周王室卑微，已无力干涉诸国事物，能否保有自身都很成问题，且内部也是争权夺利，更进一步加剧了衰弱的趋势。外部各个大国不时还插手，使形势更趋复杂，晁福林先生认为东西周分治有赵、韩背后推手的影子^[11]。与王室日渐陈暮的情形成对比的是，诸侯国争强图霸，通过国内的一系列革新，竞相加强军备，积极扩大实力，并不断在舆论上进行造势，从金文中也可见一端倪。《国语·郑语》记郑国君臣对于西周败亡之后的国家形势进行讨论，着重提到四个诸侯：

“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也。”……公曰：“若周衰，诸姬其孰兴？”对曰：“臣闻之，武实昭文之功，文之祚尽，武其嗣乎！武王之子，应、韩不在，其在晋乎！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公曰：“姜、嬴其孰兴？”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

秦、晋、楚、齐四国，乃郑武公与史伯所论有潜力的诸侯，皆好论“天命”“大命”，虽为弘扬始封君之荣光，亦有傲然自处、隐然自得之意。不仅《国语·郑语》有这样的预言，还可参照《左传》论霸的事实，正相印证。

查《左传》可知，时人明确以霸相许的共有四人：“齐桓、晋文、晋襄、秦穆。”如庄公十五年说齐桓，“始霸也”；僖公二十七年说晋文，“取威定霸”“一战而霸”；昭公三年追述晋文、晋襄说，“昔文、襄之霸也”；文公三年说秦穆，“遂霸西戎”。如果再加上实际称霸的楚庄王，恰好涵盖晋、齐、楚、秦，可见，这四人都应属“五霸”之列无疑。《左传》僖九“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此在齐桓之时。杜注：“尊之比二王后”胙肉本只分给同姓，还有二王之后。以胙肉赐齐、秦，皆以其强大，足以令诸侯。《国语·郑语》提到“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四国金文中所透露出的心志可与之对照，以显示实力与强大的必然，同时也是对本国在未来政治格局的一种期许，从客观上讲是奠定了战国时期诸雄并峙的局面，不再有高高在上的天下共主，而是政治中心分化的势态，带来了多元化的风气与思潮。

作者简介：苏辉，男，汉族，福建浦城人，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动态》副主编。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先秦史。出版专著《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文博》《南方文物》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注释】

[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年。

[2]齐思和：《周代锡命礼考》，《燕京学报》32期，1947年。

[3]王辉、程学华：《秦文字集证》，艺文出版社，1999年，第94页，图版63、64。

[4]郭沫若：《秦公簋韵读》，《两周金文辞大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5]伍士谦：《秦公钟考释》，《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6]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03年，第180页。

[7]张政娘著、朱凤瀚等整理：《张政娘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第124页。

[8]臧知非：《秦人的“受命”意识与秦国的发展——秦公钟铭文探微》，《秦文化论丛》第八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9]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第85—87页。

[10]李学勤：《晋公的几个问题》，《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晁福林：《论平王东迁》，《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