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早期文化的生成经历了孕育期、形成期和繁荣期三个发展阶段。秦人起源的历史可以追溯甚早,但是,秦人族体的形成却相对较晚。以中潏西迁为起点,秦人先祖结束了长达近千年之久的流徙动荡、起伏不居的历史,从此定居下来。于是,他们开始进入了族群固定、拥有共同地域、共同利益、共同意识和世系线索完整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历史阶段,伴随秦人族体的逐步形成,其文化也开始孕育。
非子受封邑秦是秦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由非子、秦侯、公伯、秦仲、庄公至襄公六代,随着秦人的崛起秦文化随之形成。史称“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而襄公获封诸侯及其建国活动,是一次从政治、制度和文化诸层面对周文化的广泛学习和深度应用吸纳的实践活动。襄公之后,文公率秦人东进关中建都汧渭之会,接着,宁公都平阳,德公都雍城,秦人迅速强大,文献记载和关陇间考古新发现,共同印证秦早期文化进入快速发展和繁荣阶段。
秦早期文化可以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西北游牧文明有机融合、共同孕育并由秦人创造的新型文化。它是秦文化发展史上的最早阶段和源头所在,积淀和蕴藏着秦文化的种种原始基因和本质要素。一般而言,文化结构分三个层次,由表及里分别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纵观秦早期文化由孕育到形成和繁荣的演进过程,无论是外层的物质文化,还是中层的制度文化,抑或是深层的精神文化,包括某一层面不同的文化因素,无不呈现出典型的多元并呈、多因交织、内外同构的鲜明特征。在文化的诸层面中,外层物质文化的变化相对最为活跃,中层制度文化次之,而精神层面即心理层次是最保守的,因为“它是文化成为类型的灵魂。”(庞朴:《文化的民族姓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82—83页)文化的深层结构就是所谓“原始—古代积淀层”。它根源于各民族由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所走的不同路向,是对人类心灵深处所包含的五对永恒矛盾(入世与出世、情感与理性、个性与类、理智与直觉、历史与伦理)的总解决方式的总和,并由此构成不同民族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尺度,(许苏民《文化哲学》第253—2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它制约和规定着外层文化的结构和方向。因此,嬴秦早自东夷时期所具有的那些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善御经商等传统,包括东方意识和华夏观念,在后来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无疑处于其文化的深层而发挥着恒久的积淀和引导作用。(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秦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既有东夷本族文化思想观念的固守,亦有夏商文化的传习,更有周文化的洗礼和大量引进,也有对西戎等部族畜牧文化的广泛吸收和移殖,包括陇右地域环境因素的影响,并经过秦人创造性的消化融汇,最终形成了以“华戎交汇,农牧并举”为特征的新型文化—秦文化。这其中,秦文化中的远源,更多地是以观念、精神的因素在秦文化的创造和形成中成为其隐性力量,而秦文化的近源,则多以显性特征融入其中。两者都具有重要意义,把握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和探讨秦文化的特点与形态至关重要,甚至是破解秦文化面貌的一把钥匙。
作者简介:雍际春,1961年生,甘肃清水人,1983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任教务处处长、甘肃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陇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甘肃省历史学会、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甘肃省轩辕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飞天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史、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出版《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秦早期历史研究》等学术专著、合著10多部,主编丛书、论文集10余部;主持完成《秦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等国家项目2项,在研1项,获省部级奖励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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