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县出土的鼎、簋、壶、盉、盒等十分精美，就是放到中原相比较，一点也不逊色。尤其是壶、盉、盒。圆顶山出土壶3件，分AB两型。A型2件。方壶，有盖，盖顶有圈顶式捉手，深子口。盖下部微鼓。器身为敞口，方唇，长颈，重腹外鼓，高圈足。通高49厘米、口最大20.8厘米、腹面深35.8厘米，比李学勤先生在美国见到的秦公对壶矮了3厘米[44]。该壶的特点是“颈部饰兽首长鼻套壁形环双耳，兽方角、突目、长鼻、獠牙，衔一扁平镂空鸟，鸟长冠、圆目、有喙……圈足四角有4只相向的卧虎将壶托起”。盉，通高32厘米、口径9.4厘米、最大腹径22厘米、腹深17.9厘米。该“盉方形盖，盖上有圈顶式提手深子口。身为方口，圆唇，扁体，底微圜”。其特点是“足为4个蹲坐屈肢的小人。盖顶中部一鸟，高冠，圆目，长喙，身上饰羽纹及窃曲纹。捉有四角附相向的4只小鸟，盖斜腹部附4只上爬的老虎，……器身肩部四角附4只上爬老虎，鋬上部为一蹲坐公熊，熊前爪与器盖上回首老虎的后爪构成了盖可开启的轴”。
盒，共2件，分AB两型。其A型盒“为长方体，盖面由对开的两扇小盖组成，盒上沿都四角为4站立的小鸟，可转动。将4鸟面向盖中，盖可锁住；4鸟面向四周，盖即可打开。一侧盖上为一蹲坐的熊形纽，一侧为一跪坐的人形钮。盒体侧面四角附4个仰天长啸的小虎”，盒体下有4轮，每轮8根辐条，轮可转动。“98LDM1出土的铜方盒造型奇特，可能是妇女放置首饰、化妆品的专门用具，由此推断98LDM1墓文为女性，98LDM1·98LDM2应为春秋早期的贵族夫妇墓葬”。“类似的器物见于山西晋侯墓地西周晚期晋夫人杨姑墓中”[45]。从展出的实物看，二者之间确实有着某种联系。
M1由于被盗，其列鼎究竟为几，不能断定，但与M2的发现可弥补M1的不足。M2随葬了七鼎六簋。“鼎为列鼎，颈饰窃纹，腹饰波带纹”[46]。赵坪的M2和M1属于春秋早期的贵族夫妇墓葬，用七鼎六簋，明显有所僭越。所以戴春阳先生说：“礼县赵坪墓区春秋早期贵族夫妇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不仅在鼎、簋的级别使用上明显僭越，其品类的繁多，器物造型的瑰丽也不逊于襄公诸器。”
其中，秦公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礼县博物馆都有收藏。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藏的秦公鼎（甘肃礼县出土）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秦公簋等，上面的铭文刻画的是“秦公作铸用鼎”（秦公鼎铭文）、“秦公作宝簋”等，既没有慎终追远，也没有敬天保民，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充分表现出秦人唯我独尊的霸气，再一次显示出礼崩乐坏的背景下秦人对宗周礼仪制度的背叛与挑战，预示着问鼎中原的野心。
还有1993年8月陕西省西安市在打击文物走私时收缴到一件出土于西和县的秦早期铜器“工师文壘”，上有铭文十八字：
卅四年，工师文，工安，正十七斤四两、四斗[47]。(www.xing528.com)
另外，在天水、礼县一带还流有一批被称之为棺花的青铜饰片。该饰片为青铜鎏金，大体为方型和三角形的造型。中间镂空卷曲纺和由四片玉花状叶子联成的方形饰片，中间有孔，可以钉在棺椁之上。大小不等，大的直径达20厘米，小的仅3厘米左右，厚在0.3～0.1米之间。三角形的大体相同。其造型古朴大方，十分美观，为其他地区所不见。
以上例举的壶、盉、盒，其造型之优美，工艺之精湛，足以证明秦早期工艺水平之高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仅仅是圆顶山秦墓一处出土的器物，就如此的惊人，随着大堡山秦陵区的发掘，一大批更加精美的器物不断面世，再一次提高了我们对秦早期的手工业水平的评价。
根据笔者三十多年来对该地区秦文化的考察，秦代兵器出土不仅仅是礼县大堡子山一地，而是整个秦早期活动的范围之内，其中尤以今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和秦州区为最。例如秦州区的西南，即民国时天水西南乡，在1919年曾出土了一大批秦早期文物，包括赫赫有名的《秦公簋》。1943年又出土了一批秦早期文物，包括车軎和轴饰等车马器[48]。
今礼县还出土有一套九个编钟和数十件磬则可称得大雅之器了。《楚辞·大招》称：“四上竟气，极声变只”，其四上者代、秦、郑、卫。郑音被看作是亡国之音，而秦与郑、卫并提，表明秦音不仅仅是瓮、缶，当有钟、磬，否则无法与代、郑、卫并驾齐驱，好在大堡子山编钟和石磬的出土填补秦早期音乐史中的空白。宋代出土的秦公镈上亦有“雝雝孔煌”之句。孔煌，形容钟、鼓、磬声音之宏亮。由此可见，出土于天水一带的秦公镈也是当年秦宫内演奏的乐器。今天礼县大堡子山编钟与石磬同时出土，再次证明早期秦人的音乐文化是相当的发达。
1978年，陕西省宝鸡县太公庙出土的秦公镈震惊了学术界。秦公镈一组3件，其中一件通高75.1厘米，舞宽30.4×26厘米，重62.5千克，是秦武公祭祀祖先的礼器。秦公镈造型霸气，工艺繁缛，体现出春秋早期秦国的高超的铸造水平。有铭文135字，主要记载了秦人的先祖秦襄公被周平王封为诸侯的历史，以及秦文公、秦静公、秦宪公的四代世系，对于秦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太公庙秦公镈的发现，以及宋代出土的秦公镈上的“雝雝孔煌”之句，还有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中出土的石磬上刻有“百乐咸奏，允煌孔乐”等[49]，从相互关系上讲，钟、镈、磬等应该是从礼县一带传承到陕西的。编钟与石磬的组合，说明在秦襄公的殿堂里不止一次地在演奏包括百乐在内的大型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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