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山堡西畴说的一大优势，是它与“九土堆”畦畴说相应合，联结紧密。这既有文献记载的依据，又有地貌遗存的辅证，大大增强了论证力。
这里须先交代一下“畦畴”是怎么回事。
始立畦畴的是战国初期的秦献公。《史记·秦本纪》载献公“十八年，雨金栎阳”，《封禅书》续说此事：“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畴栎阳而祀白帝。”所谓“雨金”，如果不是神秘主义意识下的错觉或误传的话，当系某地的强劲龙卷风将金属材料卷起，空中飞运至栎阳一带而随雨散落的现象。先民对此类现象肯定会视为神异。而在“天命观”主导精神世界的时代，这被视为祥瑞吉兆，传递了上天的某种意愿。如同当年秦文公梦黄蛇自天属地，便以为乃“上帝之征”而作鄜畴祀白帝一样，献公也以“得金瑞”这一罕见吉兆而作畦畴祀白帝。
畦畴建在何处？《封禅书》言建于栎阳，但奇怪的是《集解》和《索引》却不约而同地说畦畴在陇西西县的“人先山”下。对于注文与史文的矛盾，康世荣先生认为注文说法“更为合理”。在前引《秦人远祖考》那段文字中，我已明确认定畦畴就在西县，后来在《论秦献公》一文中，我又对此做过补证：“《封禅书》正文说‘作畦畴栎阳’，《集解》似乎视而未见，径自引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韮畦，畦各一土封。’《索引》也说：‘《汉旧仪》云：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畴，埒如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畴。’裴驷和司马贞直接解释畦畴并说它在陇西西县，表明他们所用的《史记》本‘畦畴’下均无‘栎阳’二字，可知今本《史记》栎阳二字乃因涉‘栎阳雨金’语而被传抄者所误加。‘雨金’发生在栎阳，但畦畴却未建在栎阳，因为立畴的动因主要在‘金’，而‘金’是必须和‘西’相联系的，所以畴须建在西邑，建在祖神少昊的始祭之地。西垂故土有‘人先山’，山上有‘人先祠’，这‘人先’自非嬴秦的始祖少昊莫属。裴驷和司马贞是引用他们那时还能见到的古籍作此注的，决非杜撰。应当相信畦畴是建在西垂而非建在栎阳。由此我们方悟，为什么古史志言及秦人所建六畴时，总把西、畦二畴与另外诸畴分开来表述，二者在管理上也有差异，原因就在于西、畦二畴不在关中而在西垂。”[91]
康世荣先生不仅主张献公的畦畴作于西县，并且把它同襄公的西畴联系起来思考，认为畦畴就在西畴附近。他持此说，是以实存的古遗迹为依据的：
由祁山堡沿公路再东行1公里，在西汉水北岸的平川中，由西向东总长达1.5公里的范围内，依次蛇形排列着九个间距大体相等，或大或小，或方或圆用黄土夯筑而成的土台。最大者高约十一二米，顶部直径约五六米；最小者高约七八米，顶部直径约三四米，大小相差将近一倍。1962年夏，笔者和县博物馆的吕自俭先生对九土台一一考察过……询问当地群众，答曰：“诸葛亮出祁山途中缺粮，恐司马懿来攻，便筑了九个土堆，然后在上面撒了石灰、炭末，伪装成米山、面山、柴山、炭山。司马懿果然中计，误以为诸葛亮兵多粮广，未敢来攻。……”将已知的祁山九土堆与尚未发现的人先山下的畦畴土封联系起来对照考察，笔者认为，九土堆就是畦畴的土封遗址。
这“九土堆”又被称作“祁山九寨”，民间传说都把它们归属于诸葛亮的军事活动。当年康先生实地考察时，堆四周已因悠久的岁月损蚀及农民的耕作蚕食而早就旧貌全非；后来又在大规模修整农田运动中被挖平，如今大都已难觅其迹了。康先生认为传说不能代替历史，联系《封禅书》注文对献公畦畴景象的描述，做出了九土堆乃畦畴土封遗存的推断。(www.xing528.com)
对康先生此说，我曾多次在文著中引用、称述过，并试图做些补充性论述，但为篇幅所限，未能细表[92]。本文专言西、畦二畴，不妨讲得充分些。近些年来，在秦畴文化研究中，《封禅书》两家注文备受关注，引用率较高。但引者多未做细致推敲，对内容理解也颇有出入，有必要认真辨析一下。首先是“人先山”与“人先祠”问题。人先山就是祁山，乃秦都背靠的祖山，大堡子山公陵为其西首，亦称西山。对此前文已经厘清。康世荣先生认为西山是初名，后因埋葬了秦公，故称人先山，祁山之名最晚，始于三国。我的认识恰好相反。康先生已经注意到“祁”字通“祈”，当“隐含秦汉于此山‘祈祷天地’之义”。其实，祁字从“示”从“邑”，其本义必为地名，且同祭祀有关。《说文》及后世辞书所列诸义项，皆其引申义和假借义。作为地名，此字历史久远。前引拙文曾举《潜夫论·五德志》言武王“封少昊之胄于祁”。周初对前世圣王后裔的分封，多依其族体世代所居之地。田野考古与古文献也已共同证明，祁山一带确为嬴秦早期活动中心地区，故以“祁”名山缘自嬴秦对始祖的祭祀，是毫无疑问的。祁山实为该山之正名，人先山乃因山上有“人先祠”而得的俗称；而西山，则专指设有公陵的祁山峰系之西端，位置在都邑之正西，故名西山。
“人先祠”为嬴秦之宗庙，这点人们无异议。但须强调指出，宗庙祭祀与畴祭是两码事。前引拙文谓“人先非少昊莫属”，这说法欠妥，我愿在此加以修正。对嬴秦来说，“人先”不仅指少昊，也指帝高阳颛顼。嬴秦为五帝时期东夷集团阳鸟部族西迁的一支，阳鸟部族是由少昊鸟图腾族与颛顼日图腾族组联而成普那鲁亚“两合婚姻联盟”的后裔，少昊与颛顼均为该族的始祖神[93]。据《史记·秦本纪》所载嬴秦远古世系，脉缘可察的远祖大业，即为颛顼之苗裔孙女脩所生。秦人也自认颛顼为其始祖，陕西凤翔景公大墓所出石磬，铭文即曰：“天子匽喜，龚桓是嗣，高阳又灵，四方以鼏。”[94]秦人肯定没有施行如《国语·鲁语》中展禽所说那一套以祖配天的“禘、郊、祖、宗、报”的天子祭礼，但宗法体制下必有的宗庙祭统，应当早在襄公立西畴前就已经存在。颛顼作为其直系大祖之所出，必然居宗庙祭礼的始祖之位。这里便牵涉秦文化领域内那个遍立诸帝之畴而何以不为黑帝立畴的疑案。答案就是：黑帝颛顼乃秦人直系始祖，归于宗庙祭祀系统中，故不再为他另立畴坛[95]。《史记·封禅书》言周制“郊祀后稷”而“宗祀文王”，贯彻的就是这一原则。“宗祀”即指宗庙祭祀。所以，颛顼是比少昊更世俗化的“人先”，以他为始祖的宗庙便称“人先祠”，人先祠所在的山便称“人先祠山”或“人先山”。
其次是“畦畴”名称问题。细味《封禅书》两家注的描述可知，畦畴并非建在山丘平台上的孤立祭坛，它是在平地上菜畦般的兆域内矗立的众多祭坛。所谓“畦”，本指农田内为便于管理而划分的小区，区间有界垅，故注《离骚》的陆善经曰：“畦，为区隔也。”钱杲之曰：“畦，田中为堳埒也。”[96]这种堳埒又称“垗”，郝懿行疏《尔雅·释诂》“兆”字云兆即垗，引《说文》：“垗，畔也，为四畴界，祭其中。”又引《周礼·小宗伯》郑注：“兆为坛之营域。”先儒已将同祭祀相关的“畦”字讲得很清楚。依《封禅书》两家注所言，之所以称“畦畴”，是因为形如菜畦，即由若干块被堳垅分割开来的兆域所组成；而且每块兆域中各有一土封，即各立一畴。秦献公专祭白帝少昊，一畴即可，何以要菜畦般立那么多畴呢？愚见是献公原来也只立了一畴，但自他开创了这种在开国之君襄公所建西畴旁另立小畴的先例后，历代秦君均效仿之，各依次在献公畴旁为自己立祭白帝之畴，成为新君继位后的告祖传统。历世既久，遂成诸畦比肩并立之状；如站在祁山主峰眺望，宛若菜畦，故后世便称之为“畦畴”。献公至秦二世，恰好是9位秦君，共立9畤，这正和“九土堆”相应。所以，我认为“畦畴”决非献公立畴时所定正名，乃后世因众畴并立的景观而赋予的俗称。从这层意义上说，畦畴不是献公一人所立，是由他之后的历代秦君渐次完成的。
说“九土堆”是因伪装“粮山”或驻军扎寨而成，显然都是故事性的民间“创作”，从军事行动实情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事。但与三国史事相附会的民间传闻，不仅可证九土堆的历史悠久，还可证明其神秘性，显示其原本具有的宗教功能已被历史积尘所湮没，并被后世逸闻所取代。在紧靠西汉水的平川上，人工夯筑这种其大难容民居、其小又远过亭台的土堆，而且一气构筑了九座，这和前言祁山堡顶的人造平坛一样，用常情常理是无法做出解释的。这么浩大的工程，既非生存斗争的需要，更非现实生活的传习。它们的存在，显示了一种超越世俗的价值取向，须赖某种神圣的精神驱动才能完成。所以，康世荣先生推断它们是畦畴的遗迹，确为明睿的创见。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秦献公何以要有此举？如说因“得金瑞”而须在西邑祀白帝，那襄公所立西畴早就存在，祭统又未曾中断，为什么要在西畴之旁另立一畴呢？这要从献公的历史处位说起。献公是灵公的太子，孝公之父。由于宫廷政争，他在灵公死后30年即前384年才登上君位。这期间，是列国图变趋强，而秦国却衰君递出，权臣执政，内斗频繁而国势颓弱。献公也是在权臣操纵下演了场惨剧后才继位的。此前他可能一直居于故都西邑，过着韬光养晦的生活。这合乎世子多居旧都以守宗庙的传统，也有远避政争险流的用意在。献公是秦国历史上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君，长达30年的逆境磨炼，培育了他带领秦国走出衰境的胆略和智慧。经过他二十多年的努力，秦国由弱转强，并荣获周天子的“黼黻之贺”而称“伯”，为其子孝公的全面变法铺平了道路。《越绝书》尊称他为“秦元王”，《史记·六国年表》序言中云：“秦始小国僻远，诸侯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视献公为秦国运势的转折点[97]。这样一位极富开创性的强势君主，又对故都宗祀怀有特殊情怀，故能抓住“得金瑞”的机遇，要在西畴之旁专为自己立个祀白帝的畴坛，似想传递这样的信念：我是开国之君襄公之后又一位特受白帝眷顾的秦君，秦国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当然，献公不会也不敢将自立之畴同襄公所立畴并列，其畴建在西畴（祁山堡）之下，规格也低得多。
献公是否向后嗣留有关于此举的训示，我们不得而知，但后世对畦畴景象的描述表明，献公之后的历代秦君都有在同地立畴之举，从而形成秦国宗教史上极具特色的一道奇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