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畴地望三说中，祁山堡说是笔者目前赞同并参与论证的一说。用“目前”一词，意在表示，笔者随时准备接受论据更加可靠、更接近于史实的后起胜说，决不拘泥己见。
祁山堡说是由康世荣先生最早提出来的。康先生曾参与过新《礼县志》的编纂工作，对礼县东部的地理情况比较熟悉。笔者在《秦国西畴地望研究述评之天台山篇》中已做过介绍，犬丘故邑在红河镇岳费家庄说，以及衍生而出的西畴天台山说，最初也是由康先生提出的，陈泽先生全盘接受并推演了康说[81]。不过，康先生发表此见时，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尚未被拂尘面世。随着早期秦史研究热潮的兴起，康先生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之后，他不再坚持旧说，开始支持我秦都西邑也即秦汉时西县故城在永兴、祁山之间的西汉水北岸说，并把目光专注于祁山和祁山堡，提出了西畴建于祁山堡，而堡东的“九土堆”则可能是畦畴遗迹的新见解[82]。康先生观点的这一转变，笔者以为，除了受学界秦文化研究新潮流的影响外，也同他对祁山和祁山堡情有所钟相关。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曾和原礼县文化馆的吕自俭先生一起到祁山堡一带做过考察，两人还联名写过游记。他把嬴秦畴祭同祁山堡联系起来思考，早就伏有文化因缘的种子。我之所以提及此，绝非节外生枝，是想强调在早期秦史领域，祁山理应受到高度关注，康先生的思路值得重视。依合理的逻辑推想，既判断秦都西邑（又名犬丘、西犬丘、西垂）就在古天嘉川（今永兴川、俗称店子川）中部的西汉水北岸，按古代都邑必依山面水而建的通则，祁山无疑即为嬴秦的镇山、祖山。其第一处国君陵园置于祁山脉系的最西端，足以为证。立西畴祀其始祖神少昊，祭坛应设于都邑附近，并以祖山为依托。距祁山正峰不远而又紧邻水畔的祁山堡，正合乎“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畴”[83]的位势。康先生的西畴祁山堡说，就是这种逻辑推理的产物。
康先生的见解，和我当初探索西邑地望时的思路完全一致。20多年前我曾撰《秦人远祖考》[84]一文，在论说少昊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史记·封禅书》载秦献公作畦，祀白帝，《集解》引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韭畦，畦各一土封。”《索隐》引《汉旧仪》：“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埒如菜畦，中各有一土封，故云。”汉代陇西西县，即秦人在西方的早期都邑西垂（西犬丘），对此笔者曾作过考述[85]。献公时已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境），但以畦祀白帝，却仍要设在秦人的最西方的故土西垂（今甘肃礼县永兴附近）。西垂境内有“人先祠山”，“人先祠”者，祭祀祖先之宗庙也。《汉旧仪》言“山上皆有土人”，余疑“土人”乃指泥塑之先人神像。所祭之“人先”，非白帝少昊莫属。汉代陇西郡西县有当年诸葛亮两次围攻未下的著名的祁山，西汉水即流经其南麓。这一带是商周时秦人活动的中心区域。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云武王克殷后，“封少昊之胄于祁”，看来是确有所据的。
这段文字已经阐明了我对祁山在秦人祭祖活动中所处地位的看法，但思滞议浅，未达一间，没有再进一步扩论西畴的所在。康世荣先生不仅明确认定《史记》注文所言“人先山”就是祁山，也就是史载秦国襄、文二公所葬之“西山”（祁山峰脉的西端，即大堡子山），更能把观察力聚焦于祁山主峰之下的祁山堡，进而做出西畴即建于该堡的判断。为此，他撰写了《祁山稽古》一文[86]，在交代了秦都西垂“最大可能是建在今捷地村附近（与大堡子山相距10华里，地形最开阔）”的前提性认识后，论述西畴地望：
襄公始国后在西垂所立的西，迄今亦未发现遗址，笔者以为西之址就是祁山堡。理由如下：古代国君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只有常祀天地祖宗，才能赖其庇佑使国运昌盛，物阜民康；只有整军经武，才能捍卫并扩展疆土。所以襄公始国后的第一要务便是立西祠白帝。祀天之庄严肃穆，非任何一地都可立，选址甚为严格。正如《汉书·郊祀志》中所言：“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命曰。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圆丘云。”意思很清楚，之所在不能在高山之上，也不能在平川之下，只能在有水之川的土高处。再一个要求是遵循周制祠上帝必须“祀于郊”，也就是说，必须立在国都之近郊方能称“郊祀”。祁山堡完全符合上述两个要求：位于西汉水之阳，是平川中自然凸起的一石堡；还居西垂宫之近郊。(www.xing528.com)
祁山堡是一座高约80米、南北长近300米、东西宽100米左右的河畔石质小丘，顶部土质平台乃人工夯筑而成，台周围有墙体建筑遗存。文献及民间传闻都说它是三国时的军事城堡。前文已指出，从其狭小的规模和临水的位势看，它绝不可能是一次大战役的中心。前引《水经·漾水注》称它为“亮故垒”，许多方志也言其为“武侯驻师之所”。因此我把它视为蜀军北伐围攻祁山，在此临时设置的指挥部，所以后世才会有那么多围绕诸葛亮的故事流传。康世荣先生立意凸显该堡为秦国畴址的主张，干脆否认它曾经具有的军事性质，说“有关祁山堡的军事传说，是人们把发生于祁山周围的战事，经浓缩后集中附会于该堡所致”。此见可商。嬴秦祭址同三国时的城堡并非不能兼容，因为距时较远，历史沧桑能改变一切。当年秦国的畴祭，虽被西汉王朝延续下来，但这个传统至多也只在西汉一代保持。礼县鸾亭山祭天遗址的考古发现业已表明，祭统并未延及东汉。魏蜀争锋时，西畴最少也已被废弃了二百多年，蜀军利用其堡顶畴坛平台，修筑为最高统帅坐阵的堡寨，完全合乎当时两军攻防对峙的形势。依愚见，今日该堡未发现秦时祭祀遗迹，恐怕就是后来蜀军改建城堡的结果；再后来，人们又在平台上修造武侯祠，工程更大，祭址原貌进一步遭到了破坏。
蜀军选择祁山堡为指挥部，一则因为它在西县城近郊，二则因为它可控南撤的渡口，三则因为它孤高无障，能眺望敌我的军情；此外，堡上有现成的、合乎需要的平台，当亦为重要因素。往堡顶运土深填，夯筑成一处三万多平方米的台面，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是项浩大而繁重的工程，短时间内是难以完成的。率大军北上，计划攻取祁山、渡渭越陇直趋关中的诸葛亮，绝不会干这种耗时费工的蠢事，平台肯定是早就存在的。进行过实地考察的地方学者也都是这样认为，如马建营先生即据丰富的文化遗存，力证城堡的历史悠久，他推测可能建于西汉时期[87]。独小川先生也指出：“堡体外墙板筑痕迹甚为明显，墙体内包含物尚不见汉以后者，故其堡主体构筑年代至晚或在汉代。”[88]二者皆就城堡年代而言，如专论平台，由夯土断层面观察，笔者认为不排除先秦构筑的可能性。此堡位势显然不适合群体居住，先民为什么要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在顶部构筑平台呢？这只能用宗教性动因来解释。这个平台，最初应为秦襄公建立西畴时所筑。
西畴祁山堡说同我力主的秦都“西”邑也即秦汉时西县县治所在应为“天嘉古郡”故址的观点完全融合，二说相辅相成，互为依托。所有的礼县县志及涉礼县的省志、州志，都说礼县古称“天嘉”，有的甚至直接说，秦时在今礼县境内设置过天嘉郡或天嘉县，其故址在今礼县城东40华里处，具体方位在古建安水与西汉水交汇处（古河口东距今河口约七八华里）附近的西汉水北岸红土嘴一带（也即康文所言捷地村附近），西距祁山堡五六华里。元初掌理陇南、川北军政事务的“李店文州军民元帅府”即设在该地。这不仅在众多史志记载中昭然可察，在存世的元代碑刻中也有确凿证据。当地民间尚存一古老传说，谓往昔那里存在一座繁盛的城镇，可能被毁于一次山体大滑坡。各级方志所言故址方位同西县城治的方位（上邽西南120华里）完全重合，东距大堡子山秦陵约10华里，这正是秦之国君墓葬与都邑的通常距离。对此，我在《早期秦史》一书及《秦人早期都邑考》《再论西垂地望》《“南岈北岈”与西垂地望》诸文中曾详加考论[89]，此不赘述。如“天嘉古郡”故址确为嬴秦的早期都邑，选祁山堡为祭祀始祖神的坛址，则如康世荣先生所言，不论从礼制上说还是从地缘条件说，都合乎情理。
有个枝节性问题须加以澄清。康先生把秦国畴祭与周制郊祭等同看待，似有些欠妥。当然，这样理解也并不违背传统认知，司马迁在批评襄公作西畴时即说过：“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畴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位于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俱焉。”[90]但如认真分析可知，秦之畴祭同周之郊祀，性质上有近似之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当，但并不完全相同。郊祀的核心内容是祭天，而以祖配祀。在周人的政治哲学和宗教理念中，“天帝”与“祖神”是全然分开来的两个概念；而且，从制度上来说，祭天是周天子独有的特权，诸侯是绝不允许的。秦襄公立西畴乃其被升封为诸侯、国势大振的盛举，是时周王朝虽已政衰东迁，但在历史惯性作用下威势尚存，襄公对王室是相当敬重的，绝不会刚接受了王室之封，便公然以祭天之举向王室挑衅。他设畴是在祭始祖神少昊而非祭天，不存在以祖配天的问题。在“五行说”政治哲学体系中，少昊是与主西方的白帝相配的，襄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五色帝”这个枢纽，张扬白帝旗号，实现天祖合一，从而达到标榜秦君政权亦来自天命的目的。这其中有个关节应当指明，祭白帝不能被谴责为祭天，畴祭不能被说成郊祭，是因为在周人心目中，“五帝”与“天帝”也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与“五行”相配之五帝，具有形而下的性质，已经世俗化、史事化，所配之帝同社会现实生活紧密相连，是亦人亦神的“圣君”。如太昊配木配东配青，神农配火配南配赤，少昊配金配西配白，颛顼配水配北配黑，黄帝配土配中配黄。天帝则是形而上的，是抽象而虚幻的，只是一种精神信仰。天帝至高无上，万能无形，宇宙独尊，而五帝则位居其下，分掌五行、五方和五色。这种理念，直到汉代相袭未变。所以说，祭白帝和祭天并不完全是一码事。以“究天人之际”自许的司马迁，当然能洞察此中的玄机，看透襄公的意图，所以他要把这个擦边球拨到台面上，意思是西方白帝也与天相关，畴祭含有郊祀的性质，潜伏着后患。但他的警诫还是很有分寸的，只说“僭端见矣”。司马迁持见微知著的宗旨，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畴祭等同于郊祀。
此外，周之郊祀与秦之畴祭都在郊外举行，古文籍中几乎一致说周之郊祀施于南郊，因为祭天要“就阳位”。如《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大戴礼记·朝事》：“祀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报德而不忘本也。”《逸周书·作雒》：“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而祁山堡在考定之秦都西邑正东，此亦不同于周之郊祀。西畴设于东郊，当和嬴姓族体来自东方、少昊原本即东夷鸟图腾部族首领有关，祭始祖深蕴报本思源的精神意念。秦人的墓葬坐西面东，亦含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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