鸾亭山祭祀遗址：礼县文史资料第10辑放出

首先应当肯定，发掘者所作汉代祭天遗址的定性是正确的，梁云等学者对其文化内涵的剖析，以及对其时代的考证，充分切实，可以信从；其次应当肯定，目前学界几乎一致的推想也是正确的，即这处祭址是嬴秦初创而被汉代所承接。尽管其前后联结的考古信息相当薄弱，但如上文所述，这一推想的理性逻辑却非常有力。然而，即使有这两个“肯定”作前提，鸾亭山（包括西山坪）祭址也并非秦襄公所立的西畴，理由前一节已经申明。那么，当如何理解这个祭址呢？

在此先强调一下西畴的性质。西畦不是为通常意义的祭天而设的祭坛，它是专用来祭祀白帝少昊的。在周人的宗教信仰中，上天与祖神是两个概念。《礼记·郊特牲》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70]故其祭祀的主旨全在于“以祖配天”，即所谓“报本反始”。周初名器《天亡簋》铭文称武王“事糦上帝，文王监在上”，即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宗教理念。但以祖配天的至高祭仪，只有周天子具备资格，诸侯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白虎通义》），“主祭于天曰天子”（《大戴礼记》）。春秋初年周王室虽已衰落而东迁，但那时的秦国还极看重同王朝的关系；刚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对王室还是十分尊崇的，绝不会公然背弃王朝的核心礼制，挑战王室的权威。所以，他以诸侯国名义建西畴，不可能直接声称是祭天。少昊是嬴姓部族的始祖神，在五行说中居主西方的白帝之位。五行思想起源甚早，五行配五色五方而形成的“五帝”构想，西周时即存在。《周礼》已显示出“天帝”和“五帝”的区分，天帝至尊，而五帝位居其下。于是秦襄公打了个政治擦边球，创设了专祭祖神少昊的西畴，为秦国树起了西方天帝这面神圣的大旗，并庄严宣告了秦国崛起为西方诸侯新时代的开始。天命观是先秦政治哲学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政权必须同祖权与神权结合起来方能确立；对秦国来说，白帝少昊就是这一结合的灵魂。西畴的祭祀对象不是天帝，而是祖神，不存在以祖配天的问题。但这个祖神同时又是主西方的白帝，所以襄公借此达到了向天下昭示自己获得了天命的目的。因此，司马迁还是批评他“作西畴用事上帝，僭端见矣”^[71]。在司马迁看来，白帝也是上帝，秦国不具备祭祀资格。

笔者强调西畴出现的这种历史背景，是想说明它的特殊性和政治性。它反映的不是对天地神灵传习性的社会崇拜，而是标志族体命运的国家盛典，具有划时代意义。因此，西畴的选址、设计、布局、构筑以及祭祀内容，必然显示出较高的规格和品位，方能与其播扬的声势相称。此事司马迁非常关注，在《史记·秦本纪》《史记·始皇本纪》《史记·封禅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史记·六国年表》中五处言及，足见其重视程度，也可知西畴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所以，西畴这种性质的祭址，延续使用了五六百年，如后来未经历毁灭性变故，有幸被当世考古发现的话，必将呈示相当可观的文化蕴藏，而非鸾亭山、西山坪这类遗存所能当之。

鸾亭山祭址应当是秦襄公被封诸侯以前嬴姓方国的祭天遗存。那是一种原始性的、世俗性的、由来已久的宗教活动，与后世高度的政治化、仪礼化了的郊祭或畴祭性质不同，不被视为象征国家政权的盛典，因此也不被视为“僭越”。秦人来自东夷集团中的阳鸟部族，阳鸟部族是由少昊为首领的鸟图腾族与颛顼为首领的日图腾族组成的普那鲁亚“两合婚姻联盟”的族裔，从史前时代便孕育了浓重的宗教特性。五帝时曾按“五行”设置五官，贵神而崇祭，被称作“社稷五祀”，即“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守，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据太史蔡墨讲，“五祀”中有三祀属于少昊家族，有一祀属于颛顼家庭。^[72]足见该族宗教性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73]的秦祖颛顼，又是五帝时期主掌“绝地天通”以整顿各族祭祀乱象的通天教主式人物。在颛顼领导下，实现了部落联盟领导核心对神权的统一掌控，让政权垄断了祭祀权。后世帝王孜孜追求的“封禅”，就是以少昊、颛顼为代表的东夷宗教文化延伸至文明时代，政治性高度强化的产物。东夷宗教文化圈内最雄伟的山峰泰山，很自然地被认作人间与上天沟通的阶梯，在部落联盟中央统一神权之前，早就成为东夷各族祭天的平台。后世文献论封禅事，均盛言远古圣君贤王封禅泰山次数之多，较一致的说法是多达72家或72代，祭祀遗迹更多至千余处乃至上万。这当然不完全可信，但泰山祭祀活动遗址非常之多，当非虚言。许多遗迹可能是图腾神盛行时代，东夷文化圈内诸部族各自为祭的留存，反映了东夷文化宗教因素的浓重，可视为后世封禅传统形成的文化土壤。

嬴秦乃阳鸟部族西迁的一支，必然秉承母族文化基因和天神崇拜意识。完全可以肯定，在襄公立西畴以前，氏邦的祭天活动早已存在，我们不应当一发现秦域内的祭祀遗址就认为是西畴。上古时代，人与神可以通过某种仪式实现意念交流，是普世性宗教观念，崇神敬祀是每个群体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天地山川及各类神祇都是祭祀对象，故祭祀场所是比较多的。《史记·封禅书》载始皇时仅雍地即有“百余庙”，“西亦有数十祠”。“西”指西县，即嬴秦第一个都邑西垂地区。那些祭祀场所不一定是纯粹祭天的，时代较早的祭祠，往往是将天地诸神融为一体的。嬴姓族体何时、何因西迁的问题学界存在歧议。如依多数学者认从的《史记》记载为据，则至迟在商后期的中潏时代，嬴人已经在西汉水（古汉水）上游地区建立了一个小方国，先是臣属于商，后则依附于周。其方国地域西部已含今礼县城区及近郊。这已被五方联合考古队经数年考察、发掘工作取得的成果所证明，其获知的三个嬴秦活动中心区，即有位处礼县城郊的“雷神庙（西山）——石沟坪”遗址群，而鸾亭山祭址就是这个遗址群中的主体内容之一。鸾亭山是早期嬴秦方国西部的最高山峰，所处群体聚落以西、以南的西汉水中游地区，有寺洼文化密集分布。我曾多次撰文，力证犬戎族乃寺洼文化的主人^[74]，这种认识如今已渐被学界认同。嬴秦与犬戎在陇右存在历史性交往与争斗，关系相当微妙，曾长时期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选鸾亭山为祭天场所，是东夷族原始性泰山天神崇拜的异地延续，当含有祈求神佑、昭显族威、以保安宁的意愿。俗称通往祭坛的山坡为“南天门”，当亦折射了一丝故实影迹。(www.xing528.com)

既如此，为什么鸾亭山祭址未发现汉以前的祭祀遗迹呢？愚见有两方面。一方面，如前所述，西畴之前的嬴族祭天，具有原始性，简朴无华，重精神、仪态而不重祭品，用牲而不用玉帛之类，即古文献多言的“扫地而祭”，“器用陶匏”，“于其质而已”。之所以用牲，是因为牲乃肉食，可供神灵享用。鸾亭山汉代祭天施行的是燎祭。燎祭的历史极其久远，《封禅书》引述《尚书》祠上帝之文，即强调在泰山举行的“柴祭”，柴祭即燎祭。《礼记·郊特牲》言祭天的历史，向上追述到“有虞氏之祭，尚用气。血、腥、爓祭，用气也”，即所谓“至敬不饷味而贵气臭也”。“爓”可能为焰字的异体，亦即燎祭。燎祭合乎上古先民的直观想象，人们看不见牲肉被天神食用，便寄望于燃柴烧烤牲体，让上升的气味直达天庭。东夷族以柴祭、火祭祀天祀日的习俗，在以泰山为平台的天神崇拜文化中有突出反映，由东夷分衍而出的嬴姓族体，在鸾亭山顶的祭祀也必采燎祭方式。

汉代的祭天，已演变为天地合祭，正如梁云先生所说，“天燎地瘗”已成通例。是时玉文化也已盛行，瘗埋用玉，故鸾亭山遗址出土大量玉器。但上古燎祭是不用玉的，嬴姓方国承袭了东夷泰山燎祭的传统，故未留下祭品的遗存。但在建筑方面，还是有线索可寻的。考古发掘内涵中有西周时期的房基和灰坑，房基F4尤其值得注意，它“叠压寺洼文化的灰坑，又被汉代单位叠压”，梁云先生认为它“不排除其年代为东周时期”。在鸾亭山顶这种地带，不可能是居民生活区，一座孤处的房屋，视作祭坛管理人员住处比较合理。如此，则该祭址汉代以前即已存在，汉以前的施祭者则非秦人莫属。

另一方面，鸾亭山祭址肯定经过了汉代的整顿、维修乃至扩建，缘坛围墙和长廊式建筑即是明证。坛下台基原存的前世遗迹，可能已被清理掉了。前文讲过，襄公以前嬴姓方国的祭祀活动比较原始、简朴，祭祀规模也不会太大，如经历一番全面整修，原有遗存很难保留下来。“天燎”后祭牲掩埋和“地瘗”后的祭品掩埋是很占地方的，要为新王朝很可能提高了规格的祭祀活动留出足够的空间，原存秦时的祭祀坑想必已荡然无存。所以，如今满目所见全是汉祭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