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将鸾亭山与秦国西畴联系起来思考的学者，当首推已故的吕自俭先生。吕先生是礼县红河镇花石村人，生前曾两度任职于礼县文化馆和礼县博物馆，长期从事地方文物的调查、征集、整理、保护和研究工作，为礼县文化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他曾到鸾亭山进行过实地考察，早在正式考古发掘的十几年前，就已撰文，引《说文》释“鸾”字言及“周成王时，氐羌献鸾鸟”事，以推测鸾亭之建的缘起，说：“根据史籍记载，今礼县地区正是氐羌部落和嬴姓部落秦人早期居住与杂居之地西犬丘，也就是秦国初置都邑——西垂宫之地。产鸾鸟而得名，建亭祠以祭祀的鸾亭山，则可能是秦人祭天、氐羌崇神的历史遗留。”他又根据鸾亭山一带地面暴露的许多古代遗迹及残留物，认定这里是一处时代很早、规模很大的遗址。尤其可贵的是，他由畜骨坑内众多马、牛、羊骨骸，联想到《史记·秦本纪》“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畴”的记载，认为史言礼仪与实况“完全吻合”[57]。受当时条件限制，吕先生未能深论此事，但他的敏思创见还是令人敬佩的。
对鸾亭山遗址的畴祭性质详加论说的，是参与该项发掘工作的梁云先生。他认为：“从遗址所处的位置、祭坛的形制、玉器的组合和规格来看，鸾亭山山顶在汉代是一处祭天的地点。”《通典》言周制“祀天于地上之圆丘”，这种丘非人工堆筑；鸾亭山祭坛即为圆形，且系挖断山脊而成，乃自然山体的一部分。据《尔雅》《礼记》记载，“天燎地瘗已经成为三礼祭祀系统中的通例”。祭天曰燔柴，即积柴燔燎牲体，使烟气上达天庭；祭地曰瘗埋，埋牲体于土中，使血味下渗幽泉。古人以为这样才能使天地神灵享用到人世的供奉。鸾亭山H1、H9两个烧土坑内，含少量兽骨和大量红烧土及黑炭粒，F3（2）层内含红烧土及炭粒，均应为燎祭的遗留。《汉书·郊祀志》记秦雍地四畴的祭仪，即有瘗埋犊羔及圭币的举措。鸾亭山祭祀坑K1内埋有大量兽骨，种类和肢体部位清晰可辨，显然不是燔燎后的掩埋，应为瘗埋礼仪的结果。
梁先生又从用玉制度上论证鸾亭山遗址的祭天性质。据礼书记载，祭天用玉主要是圭与璧的组合。关于燎祭是否用玉，古人有不同说法。梁先生倾向于赞同“降神用玉”和“礼神用玉”的区分。前者用于燔瘗，一次性消费，故质量次而尺寸小；后者须合制度，祭后可以收藏，故质地精良而规格高。梁先生指出：鸾亭山G4第一、二、三组玉器上皆有朱砂，朱砂在300摄氏度就会分解，其为瘗埋而非燔燎当无疑义。F3二组和五组的青玉璧饰有龙纹、凤纹，规格也较大，应属礼神用的苍璧。这些礼神用玉，“由于某种未知原因被保留在了祭祀现场，没有被典瑞收藏”，但它们可证鸾亭山遗址是汉代的祭天场所。
梁先生还着重分析了鸾亭山遗址所出玉人，指出他们和1971年出土于西安北郊大明公社联志村的5件玉人，以及1980年出土于西安北郊芦家口村的4件玉人，在玉料、形制、规格诸方面均基本相同，属于同期作品。他认为联志村与芦家口村的出土物，均为西汉祭天活动的遗留。联志村在汉长安城东南约4.5公里处，核之史籍，当为汉武帝所建最高祭天场所“泰一坛”的方位；而芦家口村位于未央宫遗址内，所出玉器当为宫内的祭天遗物。鸾亭山所出玉人同上述玉人性质相同，应属“郊天时作为人牲的替代品”，即“奉献给上帝的‘偶人’”。梁先生强调“人牲、人殉原本是秦文化的传统”，东周以后人牲、人殉逐步被陶、木俑所取代。祭天人牲与墓葬人殉经历了同样的变化。鸾亭山玉人实乃祭天人牲的象征物。
西汉国都在长安，按古代通则，除了封禅大典要在泰山举行外，平时常规性祭天仪典是在国都内或近郊行施的，为什么要翻越陇山，选在西汉水与燕子河交汇地区修建祭坛呢？在2012年甘肃秦文化研究会成立时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曾任甘肃省史学会会长的李清凌教授发言时即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背后，隐伏着汉畴与秦畴的关系问题。梁云先生对此的解释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汉承秦制”。鸾亭山一带为嬴秦早期活动的中心区之一，秦襄公为祭祀西方天帝少昊而建西畴，“鸾亭山遗址既然是古代祭天的场所，则非西畴莫属”。西畴建立后，祭统一直未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祠如其故，上不亲往”。刘邦建汉，许多制度特别是祭祀制度，完全沿袭秦代。《汉书·郊祀志》载，高祖时“悉召故秦祀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并下诏：“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从文帝到武帝，秦时所立的祭祀场所如雍地五畴等，祭祀活动均保持下来，远在陇右西县的西、畦二畴，也不例外，甚至祭祀规模还有所提升。《郊祀志》载，文帝时“有司议增雍五畴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畴、畦畴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梁先生云：“礼县在历史上没有别的祭天地点，因此，鸾亭山祭祀遗址应即历史上的西畴。”
然而，这里有个绕不过去的坎。既然鸾亭山遗址是汉祭对秦祭的延续，何以只见汉代遗存不见秦时遗存？对此，梁云先生持论慎重，他提醒人们注意鸾亭山南坡的夯土台基和周代墓葬区，以及采集到的大量西周陶片，并以探讨性口气说：“周代的‘西畴’位于山腰，汉代转移到山顶上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总之鸾亭山山顶遗址即便不是历史上西畴的全部，也应是它的一部分。”[58](www.xing528.com)
王志友、刘春华先生则在梁云论述的基础上，发展为秦、汉西畴同地异处说，明确主张鸾亭山祭祀遗迹为汉畴，西山坪祭祀遗迹为秦畴。通过分析两处遗存的异同，二位阐述了春秋时期至汉代西畴的变迁和沿革。其立论的突出特点是强调西山坪与鸾亭山“应该属于一个大的聚落遗址功能不同的分区”，并认定西山坪城址即嬴秦早期都邑西犬丘。
王、刘二位认为鸾亭山祭址与西山坪祭址的不同处有二：一是“祭坛选择的位置有所不同，有从地势较低处向高处移动的现象”；二是“建筑形式有别，二者祭坛的构筑方式与形状不同”。从选址方面说，西山祭址符合《史记·封禅书》所言“高山之下，小山之上”的立畴位置；而鸾亭山祭址则选在山顶，将山头人工平整后成坛。从筑造形式方面说，西山畴坛为圆形，是在斜坡上随地势下挖一圆坑后，用三层土夯筑而成，埋置祭牲的祭祀坑就在坛上；鸾亭山畴坛为不规则圆形，是人工挖断山脊平整而成，周缘有夯土围墙，瘗埋祭品的祭祀坑在坛下台地上。二位说秦襄公所立西畴形状如菜畦，而西山坪的祭祀马坑（K404-407）即形似“韭畦”。二位认为鸾亭山祭址与西山坪祭址的祭祀方式是相同的，都采用了“燎祭加瘗埋的方式”。秦人祭祀用牲较多，“汉代则继承了秦朝祭祀用驹、牛的传统，并大量运用偶车、偶马和圭币祭祀”。
关于玉人的性质，王、刘二位的认识不同于梁云，主张“这些玉人就是祭祀中供神灵依附的‘尸’”。“尸”是对受祭者形态的模仿，目的是更有效地实现人与神的意识交流。《史记·封禅书》载秦献公作畦畴，《索引》引《汉归仪》云：“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畴，埒如菜畦。畴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畦畴。”“土人”即泥塑的人像，实为受祭者的象征。鸾亭山汉畴祭祀用玉人，是沿袭了秦畴的祭祀传统。此外，西山坪祭坛台如古文献记载的那样，只有地面坛址，其上并无房屋一类建筑；但鸾亭山汉畴发现有长廊式建筑基址，在坛外也发现有包括筒瓦、板瓦、瓦当在内的大量建筑材料残存，表明有附属于祭坛的建筑物存在。二位认为，这应是适应汉代祭祀规模的扩大以及保护、维修工作的需要而产生的变化。[59]
汪受宽先生是较早关注嬴秦畴祭的学者之一。他虽然不赞同黄帝时即已行畴祭的说法，但也认为畴祭起源甚早，认同徐中舒畴祭“其初均为民间祠祀”，“属原始拜物教”之说。又进一步发挥，从“畴”字的构成探求其本义，说该字从“田”，与土地种植有关；该字从“寺”，寺含侍义。“畴从田从寺，意为侍田，即人手足并用于田地之谓。而以畴为祭祀，当是农民祈求农业丰收的活动。”“早期的畴祭为农民祈祷上天佑护的祭典”。认为在秦襄公之前，西县已经有畴。襄公立西畴专祀白帝少昊，据《淮南子·天文训》言，少昊是西方之帝，主秋，其佐名“蓐收”，可知少昊主农业收成，这也表明畴为农业之祭。汪先生也认可畴一般建在高山之下、泽地之中小山丘的传统说法，但也和王、刘二位一样误将《史记》两家注文对畦畴的描述混同于西畴（形同种菜之畦）。并用以辅证畴祭为祈求农业丰收的祭仪。[60]
在鸾亭山遗址考古发现披露后，汪先生又撰文论说西畴地望。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考古发掘内涵尤其是所出成组配置的玉器，做了分析阐述，支持鸾亭山祭址为西畴说。汪先生历述秦国诸畴的方位，说只有西畴在礼县，而《史记·封禅书》《索隐》所言“人先山”，即鸾亭山。“人先”指始祖，人先山上的“土人”，即泥塑的祖像。汪先生此文延续了前文以畦畴形态释西畴的误识，认为鸾亭山山顶之圆坛为“宗祠”，而山腰的两个夯土祭台为畦形畴。[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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