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位于甘肃礼县东北部红河镇六八图村南，与天水市秦城区南部的齐寿山（即汉水古源嶓冢山）同属西秦岭一带山系。沿礼县和秦城区邻接界限的礼县一侧，由西北而东南向的红河，流经天台山之东。天台山，“原名庆云山，峻峭挺拔，巉削壁立。周围奇峰迭列，草木丰茂，朝夕烟云变幻，四季景色清幽。山下费家潭一带为古西县遗址。汉魏之际于山东麓建立寺庙（现遗址叫庙台），隋唐之时名庆云寺”。该寺南宋时期毁于战火，夷为平地，仅存庙台[3]。
天台山本身在文献记载中没有留下可供追溯的上古文化因子，但流经其下的红河则不同。此河在《水经·漾水注》中称杨廉川，在当地一直名之为峁水河、卯水河或茅水河（今地图标为冒水河）。它发源于天水市秦州区杨家寺乡芦子滩一带，西北延接甘谷东南境，河谷宽阔平坦，且多支流，有“小秦川”之称，是贯联汉、渭两域的重要通道。为探讨嬴姓部族西迁的最早时段和动因，二十多年前笔者曾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说，认为《尚书·尧典》所载受部落联盟中央委派，肩负西方测日、祭日使命的“羲和四子”中和仲一族，是最先到达西汉水（实即汉水）上游的嬴姓族体，后世崛起于斯地的秦人乃其裔胄。此说立论依据主要有三：第一，和氏家族和嬴秦在宗族传袭上同属颛顼族系；第二，和氏测日、祭日任务同嬴姓始祖少昊部族专职天文历象的特性完全一致；第三，和氏一族居地与嬴秦早期活动中心为同一区域。这三项因素的对应重合，绝非偶然。和仲一族所“宅”之“西”，从宏观地域上说，当包含后来嬴秦早期活动中心“西”邑，也即秦汉时陇西郡西县所在。以群体生活分布范围而言，当含今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秦州区西南部、甘谷县东南部那一片地域，如今陇右学者习惯于称之为“秦源”。域中之“昧谷”，即“日入”之地，又称“蒙谷”，实为当时人们认知所能达到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西极标位点[4]。
当年撰文未细考此“昧谷”的地望。其实它就是曾称“杨廉川”的茆水河谷。许多学者都曾言及此事，其中以赵逵夫先生的论述最为切当。他引用《离骚》言御日之羲和“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云：“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泉。”引《淮南子·天文》“日入崦嵫，经细柳，入虞泉之池，曙于蒙谷之浦”，引《尚书·尧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伪《孔传》：“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再引《十道志》：“昧谷，在秦州西南，亦谓之兑山，亦曰崦嵫。”在说明《后汉书·郡国志》引郑玄此语作“八充山”，实即嶓冢山之后，指出：“所谓‘昧谷’‘蒙谷’，我以为即是礼县东部的茆水（今作‘冒水河’，‘昧’‘蒙’‘峁’‘冒’—音之转）。其水发源于朱圄山东南，秦人正是沿着这条水到了西汉水上游众水交汇之地的‘西垂’的。”[5]
崦嵫、嶓冢，先儒几乎一致地说在天水西南方，即秦汉时陇西郡西县境内，故昧谷与峁谷声同字异毋庸置疑。还可再做点补正：《尧典》之“昧谷”，《尚书大传》作“柳谷”，柳字从卯，实即“茆”之误写。《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注言翻曾批评郑玄注《尚书》不识“卯”字，竟训为“昧”，表明虞翻所见郑玄所注古文本即作“卯谷”[6]。《尚书大传》《山海经》等古籍都说嬴秦始祖少昊之神主司“日入”，这也同《尧典》和仲一族居昧谷测日、祭日的记载密合。自然界的山与水，只有在同人类生活发生关系后方被赋予名称，后世可能有变易，但其原始名称必由最早生活在其附近或关注到它们的群体，依据其形状、特征、物产、气象以及同某种活动有关联而起称呼，约定而俗成。冒、峁、蒙、昧皆以声明义，缘自该谷被视为日入之处。(www.xing528.com)
茆水河流域，又正是早期秦文化遗存的密集区。2004—2007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组成的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在发现的三个嬴秦活动中心区中，就有茆水河谷地的“六八图——费家庄”遗址群[7]。这一区域和甘谷县南境接壤，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已经在甘谷南部磐安镇的毛家坪发掘了一处以秦文化为主体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址，包括大量墓葬、灰坑和房基，内容十分丰富[8]。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在毛家坪一带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考察和发掘，成绩可观。尤其是穆公时代著名的“三良”之一子车氏家族成员墓葬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该地域确为嬴秦族群一处重要的聚居区[9]。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简《系年》有段文字，谓周灭商时飞廉逃于商奄，成王伐商奄，杀飞廉，“西迁商奄之民于邾”，为秦之先人。李学勤先生据此撰文指出，“邾”即今甘谷南部的朱圄山，这支西迁的飞廉余族，即秦之“始源”[10]。“始源”说尚可商榷，但周初一支嬴姓族体迁居于朱圄山地区则是肯定的。朱圄山一脉山系临近茆水河上源，无疑属于上文所述“西”的地域范围。愚以为这支飞廉余族不迁他处而远徙陇右，正是因为陇右原本就存在一个嬴族的小方国，与飞廉同宗。李学勤先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承认早已有嬴姓族体在陇右活动。《系年》所言与考古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相呼应。
茆水河谷同嬴秦早期历史的关联，还有一件著名的物证，即民国初年传出“天水西南乡”的青铜重器秦公簋。此簋面世后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几经辗转而至北京，王国维曾为之撰文[11]，名声渐起。王国维的学生，甘肃名士冯国瑞是天水人，毕生热心于弘扬桑梓文化，对家乡文物尤为钟情，他将自己对该簋的研究及收集的资料，汇刊于《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中[12]，全貌遂大显于世。该簋铸有105字的器、盖联铭，文意主旨是以秦公语气表达对先祖丰功伟绩的赞颂，向上天和祖神祈求福佑；也陈述了作器秦公本人修身蓄德、治国安民的虔诚信念。内容涉及嬴秦君统世系、宗法制度、文化传承、国势状况等重大问题，对于秦史、秦文化研究极具价值。最受关注的是，铭文尊述先祖有“十又二公，在帝之坯”一语，表明器主乃“十二公”之后的秦君。十二公从何君计起？限内有资格称“公”的为哪些人？这不仅直接关系此器的断代，更牵涉对秦国政治伦理传统的理解，因此成为学界聚焦的问题。此簋形制、纹饰同周器相比有非常大的变化，已呈现春秋秦器的鲜明特点。主体纹饰为细密繁复的蟠虺纹，并且使用了可连续反复压印的模板，大大提高了复杂图像的制作功效。铭文字体方正瘦劲，结构疏密得当，笔态清丽潇洒，已超越西周后期金文盛行的玉箸体，显示出秦篆格调的雏形，在汉字形体演变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铸铭技艺采用了单字方块制模法，制陶范时一一打就，字模可多次使用，实扬日后活字印刷之先声。以上诸种因素，造就了此簋特殊的文化魅力，一个世纪以来，学界对它的关注经久不衰。
关于秦公簋的出土情况，因非考古发掘品，众说不一。有谓出土于窖藏者，有谓出土于大墓者，有谓放羊娃偶然掘取者，实情已难究其真。至于出土地点，陇右学者似已有共识，谓出土于红河镇王家东台。但对于王家东台和天台山的关系，哪怕是当地学者的考证也有歧异。有人认为王家东台就在天台山的东麓，隋唐时盛极一时的庆云寺就修建在那里，后来寺庙毁于战火，仅存台基，故该地又名“庙台”[13]。有人说王家东台又称庙山，天台山在南，庙山在北，二山隔峁水河而相望。认为该山之所以称庙山（或庙台），可能与秦人在该地立祭祀先祖的宗庙有关[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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