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军民响应毛泽东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1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蒋介石不仅停发八路军军饷，而且调集以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军队分驻边区周围各县，对边区进行重重封锁。不准边区农副产品向外输出，禁止国统区货物运往边区，切断边区与外界联系，想把边区活活困死。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军民几乎被逼到绝路，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和菜吃，没有纸用，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子盖的严重地步。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起大生产运动。

（一）打盐运盐

食盐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柱。陕甘宁边区对外出口的物资中90%是食盐。

盐池县解放初期，食盐主要是内销。1938年7月13日，盐池县食盐合作社开始营业。据《新中华报》记载，该食盐合作社由盐池县各界工人集股，共筹集150元股金。营业后，合作社发动各方人士踊跃参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各大盐区相继沦入敌手，军民之食盐出现极大短缺。西南地区依靠川盐，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依靠青盐、宁夏盐以及边区食盐。青盐路途遥远、运输困难，宁夏盐产量又不高，故供不应求。因此，三边地区的食盐对抗战军民十分重要，被毛泽东主席称为“边区的命脉”。李维汉也说，食盐是边区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物资，对边区而言，盐就是粮和布。为促进产盐运盐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边区政府确立了“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产盐为辅”的方针政策。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的《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指出：“组织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党和边区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打盐运盐成为陕甘宁边区及盐池县军民的头等大事。

1941年秋，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四支队司令员苏鳌带领2000余名官兵来到盐池县的盐场堡打盐。部队驻在盐池县城外，为了不打扰群众，战士们挖建了187孔简陋的土窑洞。随即，他们一边捞晒成盐，一边砍沙蒿柴，筑坝畦，整盐坑，到年底，共修筑800余盐坝，为大规模开展打盐生产创造了条件。

尽管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战士们克服各种困难，革命热情十分高涨，每天打盐都要唱3支歌曲。歌曲雄壮豪迈，催人奋进。

第一支《起床歌》：黑夜过去天拂晓，红日东升人起早，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飞起大步向前跑。

第二支《开饭歌》：这些饭菜人民给，我们应为民出力，救国救民靠吾辈，赶走东洋日本鬼。

第三支《打盐歌》：天是我们的天，地是我们的地，我们的天地同胞，岂容小日寇欺。生产支前线，参加打盐队。嘿！参加打盐队。

八路军三五九旅四支队在盐池打盐，使食盐产量猛增，为战胜重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巩固发展陕甘宁边区作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仅1938年到1943年，盐池军民打出的食盐达到了126.3万驮。1942年冬，四支队在盐池打盐的事迹受到党中央表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亲自到盐池慰问部队。

为了大力发展盐业，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动员移民打盐，由盐务局贷款，解决移民住房、食物及打盐工具等问题；允许盐民雇佣工人，盐务局给予无息贷款；鼓励盐民动员亲友来盐池县打盐，并按打盐多少给予奖励；组织变工队，开展劳动竞赛，交流打盐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这些措施的激励下，盐民增加，产盐量大幅提升。1942年，打了70多万驮盐，创下抗战时期食盐生产最高纪录。

对于盐池军民打盐竞赛活动，《解放日报》这样描述：往西北行，远远望见一堆熊熊的野火，燃烧在盐海中间，火舌升起了美丽的红花。××团昨天在大池里打出了盐，今夜有一个营在抢着挑到盐台上去，海面宽了，在白雾茫茫的夜域里，很会迷失道路，有时简直就找不到盐台，火堆非但点缀了夜之海景，而主要作了指路的明灯，一个一个的战士，竞赛地来回担运着，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身材高大的家伙，跌倒在硝面上了，马上带着担子，爬起来骂道：“老子今晚一定要挑二十五担！”竞赛的热情，驱走了疲倦与夜寒，他们的歌声、笑声、加油打气声，混杂着掺和着从五里外的海面流到火光辉耀的盐台去了……

抗战时期，盐池军民一直进行打盐竞赛。最初，盐池的打盐竞赛是由各个打盐组自发搞起来的。后来，为了鼓励扩大食盐生产，政府机关开始发动打盐竞赛，竞赛使盐民们热情高涨，忘记了疲劳，只知道打盐，不知道休息。1941年，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抗日前线迫切需要物资和经费的供给。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提高产盐量，完成出盐任务，盐池县委、县政府发起开展生产竞赛的号召，盐池军民积极响应号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月大竞赛”，普遍开展了打盐竞赛。

竞赛开始之初，盐池县留守兵团政治部提出了“创造劳动英雄”的号召，以此鼓励竞赛中的每个人。政治部还组建了临时竞赛委员会，并起草公布了竞赛条约，竞赛的内容也是评选劳动英雄的标准，其中包含了产量与质量的提高、生产技术的改进、管理教育的加强、劳动纪律的遵守、部队生活的改善以及军民关系的融洽等方面。在奖励方式上有实物和名誉两种，团体和个人给予名誉或物质奖，物质奖采取现金奖励的方式，而名誉奖则为颁发奖状和登报，奖状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名义颁发。此外，竞赛组织设有评判委员会，由各生产单位推出一人作为代表组成，每周开会一次，对各单位的进度和现状进行汇报，同时，各生产单位每月进行一次自我总结。

参赛的主要单位是由群众组成的生产大队和由部队组成的生产队。在竞赛中，部队官兵们依据地名将生产队伍分成不同的“部”，比如“钱塘部”“嘉陵部”等。在这些“部”中，涌现出了一批模范人物，既有干部，也有战士。

陕甘宁边区的《盐务导报》对这场竞赛进行了报道，将军民们奋力打盐的场景及时传送给社会各界。然而，到了后期，面对在竞赛中许多人超负荷的体力劳作，《盐务导报》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发出“不会休息便不会工作”等要求大家合理作息的文章。对此，政治部也出台了规定，即每人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十小时，每周的星期三调休，进行党的活动与教育；每周星期日停止工作完全休息，并严格规定不能抢做夜工。除此之外，对每天的休息也做了规定，要求严格执行休息时间。

除了军民打盐外，党政干部也是打盐生产队的重要组成。三边地委提出“打盐密切联系边区的公私经济生活”的口号，分区各机关都进行了打盐总动员。从1942年底开始，三边地区各机关的生产工作大都转向打盐，很多机关单位在各盐池上开辟出本单位的盐坝，如：边区银行三边分行在盐池的莲花池上有自己的盐坝；第三师不仅在烂泥池上建有盐坝，而且还到老湖去开拓新的盐坝；定边各政府机关也在各盐池上开发出自己的盐坝。从1943年初开始，盐池县盐务局也将打盐作为本机关的主要生产项目。此外，各学校的教职学员也都参与到打盐运动当中，规模甚是浩大。1942年，盐池县政府仅在苟池就打出近800驮盐。

盐场堡的老湖是天然产盐场，每年春夏二季可打两次盐，如果打盐不及时，等雨季来临后，盐会全部融化。1943年6月，为了加紧抢打盐场堡的老湖食盐，三边地委特别动员定边和盐池县的党政军民共1700多人参加打盐工作。此次打盐以区为生产大队，乡为生产中队，村为生产小组，每个小组内都配备了打盐耙，以及两名洗盐工。在打盐中，机关干部、群众及盐户普遍采用了合伙制，如各机关的打盐队和群众在打盐中都与老池上原有的盐户进行合作，同时，盐户内部的各小生产队之间也相互进行合作。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很快便打下了数万驮食盐，提前完成了盐池县年度公盐任务。

在盐业生产中，还有一批外地人参与其中。1940年秋，来自河南、山东等地的盐工组成了盐池工人队。成立之初，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筑盐田，工人们的筑田技术比较高明，共完成了1114个盐坝。1940年冬天，为了解决西北地区盐荒，工人队在冰雪之中走进盐田进行突击生产，共产出15000驮食盐。1941年，工人队成员每人负责管理4个盐坝，占老池产量的50%。

盐池县军民在生产过程中还改进和创新了工作方式，以提高打盐效率，如改造地形，提高产量；改善技术，缩短时间。改造地形的尝试首先在老湖上进行，盐池县盐务局的领导提出了修筑垒坝、筑堤灌盐的建议。为此，县盐务局局长到老湖与盐户进行座谈，商讨该方法的可行性，得到了盐民的认可。县盐务局与有经验的盐民共同勘察，估算筑堤的工程量。这项工程从盐场堡起，一直到长城，筑起了一道1500步长、3尺高的坝墙，坝墙的外围是5尺宽的蓄水垒，将淡水与盐水分开。这样一来，盐场东南的一些小盐田也可以出盐了，使老湖明显增产，每年至少可产盐20万驮。还发明了摇篮木轧车，提高了运输效率。这种运输工具在老湖实验成功后，随即制成了路轨150丈的摇篮木轧车，每辆车每次可运盐500斤，大大节省了体力和时间。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高度重视食盐的运销。毛泽东指出：“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6]

由于财政吃紧，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自由的盐业贸易政策，允许食盐官营和私营同时进行，也允许外地盐商来边区采购和运销食盐，通过盐商将边区的食盐销售到了国统区。为了拓宽食盐销售渠道，边区盐务局与外来盐商签订了贸易合同。但是，自由贸易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盐商肆意抬价和投机，使群众吃盐受到了价格和供应的双重影响；第二，自由流通的主体是个体盐商，使以盐易物得到的物资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对增加财政收入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三，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和监管机构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督，造成了黑市交易频发，边区物价波动，影响了社会稳定。

从1937年到1942年，运盐范围基本在陕西三原和甘肃西峰一带，外运路线较短，路途艰险，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外运受阻较大。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扩大食盐运销，由建设厅牵头，决定修筑定边到延安、盐池至庆阳两条运盐道路，组织了民工几千余人，经过两年时间，最后终于竣工。这两条路可通行牛车、马车等，并在道路沿线设立了大小店栈等，专供运盐的脚户休息住宿；沿途缺水的地方，还挖窖蓄水，以保障运盐牲口及脚户解渴。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对食盐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政府进行调节和监督，并成立盐业公司，在盐池等地逐步成立了一级、二级、三级食盐专卖公司，实现对食盐价格的控制。陕甘宁边区政府出台了《陕甘宁边区食盐专卖条例》，禁止其他一切机关、团体、公私商号运盐。

1942年至1943年，进入大规模运输阶段。为了顺利运销食盐，陕甘宁边区政府想方设法开通销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食盐运销网络。食盐运销网点分布，东线从定边开始，到张家畔，延伸到绥德、瓦窑堡、延安、横山等地，再转运到宜川、榆林、神府及晋西北等地；东南线经由定边、甘泉等地，最后在交道镇设立网点，经此转销至耀县、铜川等地；西南线经盐池大水坑和甘肃环县、庆阳等地，转销至甘肃西峰、宁县、平凉、固原以及陕北的三原、陇县等地。

为了更加方便盐民运盐，保障运盐线路，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三边专署每年在运盐的高峰时段，沿定延、定庆等主要运盐线路设置了许多草料站，以方便运盐脚户和运输蓄力。草料站的负责人由政府派各县区的干部担任，并受地方党政机关直接领导。各草料站的物资由政府从公草或军需物资中拨借，而所需办公经费也由地方政府拨款支持。

合作社是食盐运输的主要组织形式。1942年，根据毛泽东关于组织运输队的倡议，陕甘宁边区党政军领导深入各县，动员和组织全边区的运输力量投入运盐。1942年，全边区实际投入运盐畜力为1.1万头左右。1942年至1943年，盐池县运输合作社普遍建立。1943年7月，盐池县四区二乡、三乡群众，组织成立了运输合作社。合作社按照自愿原则，根据负担公盐数目双倍出款。当时的公盐任务是：一乡73驮，三乡74驮，共147驮。双倍为294驮，约集资294000元，他们出资20万元购买了20峰骆驼，余下的94000元作为路费，每次运60驮，运3次就全部运完公盐任务，剩下的时间运送私盐。这样不但能如数运输公盐，还可驮运私盐，一举两得。盐池县的运输合作社基本遵循着上述方式，由群众自发建立。各单位和团体也建立了运输合作社，承担公私盐运送任务。1943年4月，盐池县共有骆驼700余峰。县政府估算全县应有718峰上等骆驼和70余头毛驴。为了完成运盐任务，必须增加运输牲口。于是，县政府又购买了130头骆驼和150头毛驴。在增加运输力量后，各区乡干部发动群众组织运盐，其中二区组织了14个帮，五区组织了一个由26峰骆驼组成的朋帮，统一运盐。此外，各区群众还向蒙古族群众购买骆驼投入盐运。至6月底，盐池县运盐队伍运输食盐12746驮，比原定的8000驮任务超出了4746驮。

回族群众运盐队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盐价大涨，运盐获利大，回来时又可驮粮获利，运盐者逐渐增多，一些回族群众也出资购买骆驼，踊跃承担公私盐运输任务。盐池县一个区回族群众有骆驼149峰，他们将这些骆驼全部投入运盐。县政府特将这支回族运输队分为两队，每队发给通行护照及标示旗子，该骆驼队平均每次运盐298驮。盐池县回族群众在食盐生产、销售和运输的每个环节都积极参与。《解放日报》曾经有一篇报道，题为《盐池用骆驼运盐　回民已运八百驮》，充分说明盐池县回族群众的运盐力量不容小视。

抗战时期，盐池县的产盐量逐年增加，1939年为19万驮，1943年增至38.8万驮。随着运输力量的大增，盐池县的食盐，不仅遍销陕甘宁边区，而且还远销到国统区，并采取以盐易货等方式，换回边区军民所需的棉花、布匹、钢铁、药品、纸张、粮食等物资。食盐的生产、运输和贸易，对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活跃边区经济贸易，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盐池县也因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中心。

（二）创办元华工厂

抗战时期，盐池县元华工厂声名远扬，是陕甘宁边区企业的模范代表。

盐池县解放前，靳体元先生创办了“无本成”商号，资本700元银洋，主要经营皮毛和杂货。1940年6月，三边地区的合作社、商号负责人及地方绅士赴延安参观，参观团由盐池县商会会长靳体元与定边商会会长周山率领。到达延安后，他们参观了延安的机关、学校及工厂。1941年，靳体元被选举为盐池县参议员，并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会议期间，他与其他参议员联署提交了开办工厂的提案。当年，元华工厂正式创办，工厂以靳体元之“元”字和商会会长杨华亭之“华”字共同组合命名。

元华工厂创建初期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是设备和人员短缺，仅有两架旧纺车和一架打毛机，基本都不能用；仅有的3名工人中，有一位在当年冬天因煤气中毒死亡。股金没有凑齐，也没有厂房可用，建厂一度被迫停止。直到1942年春，在县政府派出的干部协助下，工厂才正式开工，人员招聘也进展顺利。到年底，工厂的本利达到30多万元，开始盈利。

元华工厂初期称为元华纺织厂，主要从事毛纺织业，设有擀毡、毛织口袋、毯房等生产部门，生产20多种毛纺织品。创办者除了靳体元、杨华亭外，还有刘养民、刘占金等人，共有公私股9万余元。主要技术骨干是张元贵，他精通纺织技术，在他的带领下，元华纺织厂的纺织产业迅速发展。1942年，三边分区计划生产衣服、被子及毡帽数万件，这项任务被分配到各县，盐池县的任务由元华工厂独立完成，每项任务都超过计划50%，充分显示了元华工厂的生产能力。同年6月，盐池县联社和盐池县城区消费合作社并入元华工厂，使元华工厂成为一个工、商、农联营合作企业，并成立了监事会、理事会。业务范围也拓展到运输、商品等多个领域，成为一家综合性的合作社企业。

1943年，是元华工厂大发展的一年。当地群众纷纷向工厂投资入股，入股资金超过4万元。定边新塞工厂也以工具折价的方式投资3.5万元，塞北工厂也投入了一定数量的股份。至年底，工厂获得盈利额达2万多元。

1944年初，在股东代表大会上，干部、工人及群众又一次入股，总共入股金1000多万元。至4月，工厂的资本达到4000多万元，为建厂初期的300多倍，其中公有股份2800余万元，私人股份1200余万元。逐渐形成了以毛布股、地毯股、擀毡股和口袋股四大股为核心，兼营运输业、农牧业、磨坊、油坊、医药业及食品合作社跟盐业合作社的综合营销体系。(www.xing528.com)

合作社还设立了农牧场一处，负责收购地方特产、牲畜及粮草，以实现原材料的自给。同时，成立了运输队，以63峰骆驼和10匹骡子为主要运输工具。运输队主要负责运盐，并代运公粮、公草及日用商品。在此基础上，工厂还设立了油坊、磨坊、药房及骡马店各一处，业务范围涉及边区商业和生产的各个方面。

到1944年，随着发展得日趋成熟，工厂逐步建立了一套与生产形式相适应的组织系统。工厂的最高决策和权力机构为股东代表大会，下设董事会，聘用厂长和经理。工业股下设毛布组、毯房组、毡房组、口袋组4个小组，同时设有伙食管理员、会计及库房管理员，与之平行的是运输队、农场和合作社等其他业务部门。

1944年，元华工厂经理靳体元被陕甘宁边区授予“边区合作社英雄”光荣称号，在杨家岭大礼堂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会上他向毛泽东主席报告了办厂的经过。

1942年到1945年，元华工厂用羊毛为边区干部和前方将士制作出衣胎、被胎、绒帽（毡帽）、毛毡、军用毛毯等共计12万多件，还有大量毛袜、手套、军鞋等。陕北的冬天天寒地冻，当时的干部、战士又多在室外工作、战斗，没有这些东西就无法过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头上戴的是元华工厂做的毡帽，身上穿的是元华工厂制的毛衣或皮袄，晚上盖的是元华工厂制的毛被。

元华工厂是盐池县的第一家大型工厂。1947年3月，盐池县城失陷后，元华工厂关闭，前后存在了5年多时间。元华工厂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发展畜牧业

盐池解放之初，皮毛贸易并未引起苏维埃政府的重视。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重视发展畜牧业。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发展畜牧业作为一项任务列入春耕计划当中，当年发展畜牧业的计划超额完成（见表4-1）。

表4-1　1938年陕甘宁边区畜牧业发展情况

陕甘宁边区大力发展畜牧业。一是为了提供运输工具。在陕甘宁边区，驴和马是一种运输工具。随着运盐量的增大，运输工具成为决定食盐销售的重要因素。二是为了发展皮毛业。牛、羊是皮毛贸易和纺织业的重要原料来源。三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全部依靠畜力耕种，大牲畜是发展农业的重要生产力。四是为了满足军民肉食需求。

抗战时期，在盐池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盐池县畜牧业发展很快。1936年盐池解放时全县仅有羊只4.8万多只，到1945年发展至15.7万多只；牛原来只有1100多头，到1945年发展至4100多头；骆驼原有80多峰，1945年发展到1100多峰。

1940年之前，盐池县生产二毛皮、滩羊皮6万多张，羊毛25万余斤，但因纺织业尚未全面发展，外运道路受阻，使皮毛出口受到限制。1941年，陕甘宁边区纺织业大规模发展，纺织所需要的羊毛大部分来自三边地区。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大力倡导下，盐池县的皮毛业发展迅速，到1941年9月，盐池县将8万张二毛皮制成成皮，大部分用于出口。羊毛和羊绒产量也很可观，除供应纺织工厂和合作社外，还有大量出口。

盐池县的皮毛质量很高，居三边各县之首。其中，黑白羊、滩羊是盐池县的特色，不论是羊肉还是皮毛品质都不错。据1943年初的统计，三边地区共有羊50余万只，其中盐池县有绵羊和山羊12余万只，这些羊是盐池县发展皮毛业的上等原料。盐池县所产的白二毛皮更是驰名中外，毛长质软，轻柔光亮，甚是温暖。

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加强对皮毛贸易的管理，成立了三边皮毛庄。该庄为公私合办，归三边专署直接领导，三边物资分局局长为经理，定边商会会长为副经理，初始资金由边区物资局和三边分区投资一部分，然后再从民间招股。三边皮毛庄设于定边，但在盐池县、靖边县等地设立分庄。盐池分庄设于三边皮毛出产中心，即今盐池县麻黄山乡一带，县内再以区为单位设立皮毛站，皮毛收购由合作社代理，群众在合作社可以直接用皮毛换取所需物品。皮毛站将皮毛送往分庄，因质优价廉，盐池县产的皮毛必须上交到三边皮毛庄再进行统一销售，而靖边等县的皮毛则可以由地方分庄销售。此外，陕甘宁边区政府还设立皮毛会进行皮毛收购。每到会期，合作社带着日用百货，群众带着皮毛，直接进行交换，加速了皮毛的收购速度。

与此同时，盐池县军民积极发展纺织业，公营纺织、民间纺织蓬勃发展起来。发展纺织业除了元华工厂外，更多的是家庭自纺自织。盐池县委、县政府作出发展纺织业的决定后，党政军干部首先带头，并动员干部家属参加纺织。为鼓励群众纺织，解决具体困难，区、乡政府采取贷款、先支工钱等措施，调动了妇女的积极性。1943年，盐池县学会纺织的有2236人，自制纺车1262架（脚踏纺车86架），织布机20多架。在开展纺织生产的同时，手工作坊也大为发展，主要有皮坊、毡坊等。

（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

盐池县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逢年过节，县党、政、军、民都在一起召开联欢会、座谈会；县、区、乡三级领导和群众一起抬着猪肉、羊肉、米酒、年糕等食品慰劳子弟兵和抗属，子弟兵也为群众挑水、垫圈、背柴、打扫卫生。为使前方将士无后顾之忧，英勇杀敌，全县组织义务耕田队1000多人，为抗属代耕、代种。政府还定期发放救济粮款，解决抗属的生活困难。军拥民，民拥军，军民关系情同手足，犹如鱼水。

为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全县组织了互助组、变工队等劳动组织。在互助合作中，共产党员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据1944年统计，全县参加变工队、互助组的党员有218人，占党员总数的60%，有1/3的党员担任了组长、队长。

（五）发展甘草产业

甘草又称为甜草，是一种补益性的中草药，被称为“药王”，一般生长在干旱和半干旱区的荒漠草原及沙漠边缘地带。盐池县盛产甘草，盐池县安定堡的甘草则被誉为“天下甘草之最”。农民在农闲时多以挖甘草为副业，但由于销路有限，甘草产业一直未能发展起来。

从1938年开始，陕甘宁边区政府鼓励群众挖甘草，并设庄收购，盐池县的甘草产量激增，甘草成为盐池县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1938年至1941年，盐池县遭受严重旱灾，粮食歉收，加之土产特别是甘草不能输出，人民纷纷逃难。1939年，盐池县甘草产量为190多万斤，陕甘宁边区在盐池县设立了20多家甘草庄，按每斤甘草2角左右收购。1940年，盐池县甘草产量为100万斤，但由于包头被日寇占领，通往包头的销路受阻，甘草产值下降。直到1941年9月，盐池县的甘草还无人收购，大量甘草积压。严重灾情加上甘草积压，直接影响群众的生存。

为了打破封锁，陕甘宁边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了制药厂，计划生产甘草膏。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建设了八路军制药厂和光华制药厂，供应军用和民用中、西两类药品，但尚不能完全自给。1943年，为研究边区出产之药材，设法购买原料，以期增产必需药品。

陕甘宁边区制药厂的建立，部分消化了盐池县的甘草。1942年，盐池县的甘草产量和出口量大为增加。1943年初，《解放日报》报道，盐池县甘草销路大增。由于盐池县的甘草品质在全国的声誉较好，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庄客纷纷来到盐池县，准备运销甘草。据盐池县地税局统计，从1942年7月开始到年底，盐池县共出口甘草537500多斤，共收入约250万法币，这个数字无论对盐池县还是陕甘宁边区来说，对缓解经济困难都至为重要。1943年春，盐池县确定了挖30万斤甘草的目标，形成了全民挖甘草的局面，吸引了许多庄客和药商直接来盐池县现场收购甘草。

军民联合挖甘草。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二团和警备七团在盐池驻防的8年间，也积极挖甘草。1943春，驻盐池县的部队挑选了400名战士，购置了400把铁锹，挖了一个多月甘草，每个战士平均每天挖甘草11斤，取得了近20万斤的成绩，获得近50万元收入。警备二团战士还挖了一棵“甘草王”，有碗口粗，一丈多长，两个战士抬了回来。当地甘草商给价14万法币，没有卖，后来把它送到延安的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展出。

盐池县驻军挖甘草，还涌现出了劳动英雄。七团原计划40天挖甘草6万斤，结果32天就挖了9.2万斤。该团战士张治国每天平均挖47斤甘草，最高挖了112斤，成了劳动英雄。该团还专门开展“张治国运动”，并成立了张治国运动委员会。

1944年，盐池县甘草产业持续发展，甘草出产约190万斤，同时甘草价格也有所上涨，甘草销售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增加了近500万元的收入。

对于盐池县开展大生产运动，《解放日报》作过多次报道。1943年10月12日，《解放日报》报道：盐池县机关生产良好，经费大部分自己解决，肉食丰富，每天有牛奶、羊奶喝。1943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又报道：盐池县农牧产量、盐产量都比上年增加1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食盐、皮毛、牲畜、清油、药材（甘草）、粮食贸易收入占财政收入的90%以上，而盐池县的“三宝”占了大部分。

（六）盐池县群众积极支持抗战

抗战时期，盐池县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扩征”就是在正式征集之后又增加的数额。1940年，三边分区给盐池县分配的扩征任务是粮食600石（每石500斤），扩军40名，募集抗日救国券1万元。半个月之内，盐池县就完成了粮食761石2斗2升，超额完成161多石，抗日救国券超额570元。虽然群众都很困难，但大家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都很踊跃。征粮工作都是在大会上自己报名交纳的。一些贫困户本不应出粮，但他们也报名要求出粮。回六庄的回族群众，原本不征他们的粮，但他们自愿交出10石；三区三乡的赵国珍自报交4石，众人觉得他负担太多，一致提出减少，最后交了6斗；一区贫困户李三成、姚学林、田举等也报名出粮，最后每家4斗。还有实在无粮可交的人，自己报名帮助纳粮多的人把粮送到粮站。扩军、捐款工作也是一样，还互相比赛。父母送子参军，兄弟争相报名的事例到处都有。五区一乡乡长牛岳，在大会上首先报名送儿子当兵，带动了全乡扩兵工作超额完成；在二区的扩兵讨论会上，陈七对李万清说：“你家能出一人的话，我家一定出两人！”互相激励的结果是两家的3个青年都当了兵。这与国统区强拉硬捆抓壮丁的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全县青壮年除参军参战外，在家的组织了自卫军（民兵），少年儿童也组织了少先队。自卫军平时除站岗放哨、锄奸防特、传递情报外，还要随时准备协助部队参加战斗。当时的鸡毛信传递，就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信传到谁手里，不管他是正在吃饭或睡觉，都要立刻起身就走，决不能等到饭吃完或者睡到天亮再走。

盐池县人民群众除了搞好生产、种好地、养好畜之外，还要担负大量的战地公勤任务。每年打下的几十万驮食盐，全靠毛驴和少量的骆驼运到五六百里外去销售。陕甘宁边区政府每年分配给盐池县运送公盐的任务在3000驮左右。农民每年都有运送公盐的任务，只要家里有一头毛驴，就要接受一头驴的运量。除了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还要帮助抗战军烈属、工属（干部家属）代耕代种，代交公粮，保证抗属、工属有较好的生活条件，使前方将士和党政工作人员无后顾之忧。妇女们除了参加生产劳动外，还有做军鞋的任务，每人每年要给前线将士做几双军鞋。在既无布料又缺棉线的情况下，做一双军鞋实在不容易，但她们谁也不推辞，在千针万线中把对人民子弟兵的爱融入军鞋中。1938年，盐池商会甘草庄在7天之内就募集军鞋500余双；全县还募集羊皮，为前方缝制皮衣142件；1940年，募集救国公债券10570元；1941年完成救国公债券16000元，还超额完成了救国公粮募集。每年秋收后，群众都争着早交粮、交好粮，一边打碾（糜谷都要碾成黄米和小米），一边赶上毛驴跋山涉水，把粮草送往粮站和前方。

（七）关心移民、难民生活

抗战时期，盐池县委、县政府重视和关心从国统区逃来的少数民族群众。据1942年4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盐池、定边两县回族100余户480人，都是陆续由甘肃、宁夏国统区迁来的。盐池县委、县政府分给移民、难民土地和牲口，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盐池县政府制定奖励制度，规定一人教会五人纺线，奖励2000元边币，鼓励回族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当地群众十分注意民族团结，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形成了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