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池县军民奋斗打击顽固派，取得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加紧制造反共摩擦。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从1939年到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

遵照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和策略，1939年6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的《关于统战问题给各级党政军的指示信》指出，摩擦“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两条基本路线的具体表现。所以在目前必须教育我们的干部，准备长期的与顽固分子作斗争，一致的、多方面的、有进有退的向顽固派进行反摩擦斗争，一直到胜利为止”，“在政治上采取主动的积极进攻的态势，不应限于消极的解释工作”，“在军事上必须格外慎重，在合作抗战期内，一般的应避免武装冲突，如迫不得已时，须有准备地给予打击，且以能胜利为原则”。^[5]

盐池县北、西、西南三面均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从东北之敖包湾（城区四乡）到西北之宝塔（二区二乡）东西有一百六七十里，从宝塔到县西南之西掌（属五区五乡）南北一百六七十里，共计有12个乡、21个行政村、42个自然村与国统区交界，并有国民党部队驻扎。当时的盐池县，东有驻苟池蒙兵一连，西有驻宝塔马鸿逵部驻兵一连，北有驻北大池蒙兵一连，西南部的惠安堡是国民党盐池县政府所在地。

盐池县北部边境与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接壤，距县城东北约百里的阿拉庙，是国民党军伊克昭盟伊南游击司令部所在地，平时驻军一二百人。1939年初，马鸿逵派遣一名叫陈杰的顽固分子到伊克昭盟，担任章文轩的秘书。在陈杰的活动下，章文轩指使其部下多次公开越界到盐池县二区二乡、四乡、五乡和定边县一区八乡，组织保甲，破坏抗日民众团体，强征税收，勒索粮草和现金。还在一区五乡麻花塘建立区公所，并招募壮丁，威吓群众，抢劫群众财物，进行反共宣传等。1939年2月，驻盐池县八路军警备二团到盐湖拉盐时，章文轩部竟开枪射击，打伤二团战士一人，拉走盐牛1头。二团战士为避免事态扩大，牵牛返回。章文轩部企图强占盐池县一区四乡、五乡，二区二乡、四乡、五乡，专门寻找被苏维埃政权打击过的土豪，作为他们的基础力量。二区三乡马万福等3个地主，1936年被打了土豪，之后即移居于草地（蒙地）。1939年，马万福带领11名士兵，假章文轩的命令到二区三乡“检查地界”，扬言该乡土地是蒙古族人的，不让当地居民登记，造成人心恐慌。据1940年8月16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边警备司令部公函》记载：盐池县一区四乡、五乡及二区二乡、四乡、五乡边界，自1938年至1939年蒙兵武装越境声言“收复失地”、强编保甲以来，即屡次越境强征税收，捆绑打骂群众，前后共计勒索四五千之多。一是组织保甲。1938年11月，蒙兵强占一区一乡麻黄套，当即编为两个保，保长张连福、贺五，甲长李彦海、张海祥等，联保主任为蒙古族林青道尔吉。1939年1月26日，陈杰率兵12名，侵入二区二乡沙边子一带，强编一个保，二乡乡长刘昆被指定为保长（后又委任陈保为保长），当即派粮3石、草3000斤。同日，蒙方掌盖、董海等8人，到二区四乡高里乌苏，向乡长黄九科家强收地租。后听区上派出了自卫军，闻风而逃。3月10日，陈杰及参谋韩某率兵27人，至一区四乡、五乡董家地一带组织保甲，保长郭建胜、联保主任王有禄，强征粮食30石、草3万斤。二是勒索粮草、强征税收。9月19日、21日，蒙兵20来人先后到一区四乡农民汪生荣、尚文清家，要吃酒肉、大烟，并驮走黄米8升、糜子1斗；9月至11月，蒙方又多次派人到一区四乡、五乡强征税收、粮食，并强迫每户往苟池背柴50捆。1940年6月11日，武装蒙兵5人到一区五乡甘草庄，强征甘草税500多元；7月12日，武装蒙兵7人，到二区四乡双井子一带，强收捆头税145.5元、草头钱256元、水礼13.6元、抽大烟18元，并到处搜查，毒打群众；仅10月一个月，蒙兵到盐池二区马家梁、高里乌苏和一区八岔梁等地，骚扰达五六次之多。遭其骚扰者房舍被焚，物具被毁，粮食、被服被抢一空，金钱饰物搜罗无遗，群众稍事理喻，动辄棍责鞭打。

对于顽固派制造摩擦的反动行径，盐池县军民进行了坚决斗争。贯彻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在反摩擦斗争中，盐池县委领导全县军民依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伊盟方面，对于章文轩部的挑衅行为，1939年2月2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联名致函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唯以该旗素受吾兄领导，拟恳顾念邻谊，劝谕该旗，撤回蒙兵，恢复友好关系。”^[6]盐池县县长阎志遵也先后给伊盟司令章文轩、宁夏主席马鸿逵写信呼吁，晓以团结抗日大义。7月23日，盐池县县长阎志遵再次具文报三边分区行署。9月9日，三边分区行政专员强晓初具文呈报陕甘宁边区政府，受到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和毛主席的关注。10月7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联名致信国民党绥远省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朱绶光：“际此抗战严重关头，民族团结，关系至巨。故特不揣冒昧，敢烦尊处鼎力劝导制止，不胜感幸。”^[7]

盐池县委、县政府一方面向阿拉庙的伊南游击司令部进行抗议，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抵制顽固分子的强征勒索，摧毁他们组织的保甲。除一区五乡五村外，其余区域均胜利收复。1939年8月5日，蒙方骑兵査拉蒙等4人，到盐池二区三乡东塘村索要捆头税，群众将其扭送到县上，经教育后，人、马放回。9月16日，越境蒙兵14人在图梦尔旗带领下，到盐池县二区三乡收税。三边警备司令部派出便衣8人前往制止，发生武装冲突，蒙兵被击毙2人、伤2人。6月至7月，惠安堡国民党民团先后到盐池县五区三乡和四区长山子一带拦截商人，盐池县政府进行坚决打击，将民团武装缴械。后惠安堡政府派人交涉，保证以后不再越界行事，才将民团放回。1940年7月14日，蒙兵7人到盐池县二区陈家圈强征粮草、收税，与驻地八路军发生冲突，蒙兵被击毙2人，俘虏3人，逃回2人。

1940年8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指令三边分区行政专员强晓初：“仰该专员除就近设法与蒙交涉，求得和平制止外，并应随时戒备，如再越界侵扰，不受劝导，则相机予以打击之。”12月4日，章文轩指使12名武装士兵袭击驻苟池八路军，打死打伤八路军战士9人，继而增兵百余，准备围攻八路军。并几次派出武装人员到盐池县道尔吉洼、八岔梁等地摊粮派款，强拉民夫，焚毁房舍，破坏行政管理。12月9日，八路军三边警备司令部派出3个连兵力，对章文轩设在苟池的3个据点主动出击，毙伤对方31人，俘虏8人，缴获枪、马各30余匹，八路军战士牺牲3人、负伤4人。^[8]

遭此打击后，章文轩一面调兵遣将准备报复，一面通电各方制造谣言。为了向社会各界说明事实真相，12月10日，八路军三边警备司令部发表了《为苟池事件告各界同胞书》，指出：“今春来，蒙古友军受人唆使，迭次武装进扰三边边境，铁蹄所至，村舍为墟，奸淫烧杀，横征暴敛，抢夺民财，强拉民夫。不仅使我无辜群众横遭涂炭奴役，且数次围攻我驻军，致我蒙受重大损失。我虽顾全大局息事宁人，百般容忍，步步退让，忽彼等竟悍然不顾，节节进迫。我为顺群众之公意，求自身之生存，维持边区安宁，迫不得已，乃于本月九日晨将进占三边境内苟池一带之蒙军驱逐出境。”^[9]事后，三边分委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派赵通儒、周仁山等3位代表去阿拉庙，直接和章文轩见面，指明前途和利害关系。起初，章文轩态度强硬，后经再三说服，章文轩改变了态度，双方达成了“盐湖所有权仍归蒙旗。释放俘虏，交还武器，蒙地盐业运销和边区粮食都放开”的协议，“苟池事件”得以和平解决。

宝塔村，该村原属盐池县三区七乡三村，是盐池县最西边的一个村庄，1942年划归二区二乡辖。1937年冬，马鸿逵部驻红山堡之骑二旅派了两个连分驻兴武营、宝塔两地。1938年春，退到清水营。1938年冬，又调骑二旅四团（张光武部）五连，由康营副带领，以“借防”名义进驻宝塔。起初，盐池县区、乡干部尚能到宝塔工作。1939年，马部在宝塔编制保甲，任杜创业为甲长，并强迫宝塔附近之魏庄子、贺庄子、冯家东庄等地群众受保甲管辖，且不断在周围村庄抓人派款抢掠财物。盐池县的干部不能公开到宝塔附近工作。1939年3月，马鸿逵以设防空监视哨为名，派部队将电话线拉到距盐池县城不足30公里的牛毛井村，在牛毛井设立了“哨站”，实则进行特务活动，经常派密探四处侦察。1940年4月，为了维护县境安全，反击顽固派的破坏，盐池县政府下令驱逐了牛毛井哨站。之后，马鸿逵部将哨站移至宝塔，仍在盐池县境内。(www.xing528.com)

1940年，宁夏马鸿逵部开始构筑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他在《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中坦承：“我为确保西北抗建根据地之安全，以防赤徒窜扰计，在陕甘边区及南宁一线我军现驻线上，构筑碉堡，实施封锁。”除在各据点加强兵力外，每个大据点又分成几个小据点，每个小据点分布的兵力五六个、十来个不等。步骑配合，并辅有杆子队、民团，各据点间的距离最远的不过十里，近则二三里。日夜不停，穿梭巡查。马鸿逵严禁民众：“有违犯命令，竟敢私自偷贩、运往红区资敌者，一经调查确实，处以极刑。各级人员认真执行，不使一粮一米贻于赤部，达到实行封锁任务。”^[10]

宝塔南30里即为磁窑堡炭井，驻马鸿逵部暂编第九师一个营并灵武刘清之民团20余人；再东南70里即石沟驿，驻马鸿逵部一六八师一个连和保卫团20余人。这些据点的后面，都配备有强大的兵力部署：宝塔西面之横城，驻骑二旅旅部（后移河西掌政桥）；横山堡驻骑二旅四团；磁窑堡西之沙葱沟驻暂九师一个营；石沟驿西南之韦州、下马关等地，驻骑兵第一旅旅部。总计各据点及其后之兵力约有骑兵3个团、步兵2个团。1943年后，对边区构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

1941年5月4日，宝塔驻军马排长等6人，到盐池县三区七乡捉拿乡长潘长青。乡长逃避，即将副乡长吴让抓去。吴让请保行贿，送羊3只、鞋一双，才得以获释。1942年11月25日，宝塔驻军到盐池县二区二乡三村抢群众东西，并将张立、贺文秀、石生喜等人家的毛驴拉走。1942年12月10日，宁夏保安处士兵3人到盐池县二区五乡三村，将孟老五老婆拉去扣押一个多月，孟老五送了10只绵羊、5只山羊、1头毛驴，才将人换回来。1943年4月28日，宝塔驻军到盐池县二区二乡三村向村民强行索要羊毛100多斤、大羊8只、羊羔6只、草193捆、羊皮24张，拉走毛驴19头，并强迫群众购买鸦片。

1943年9月2日，马鸿逵部驻宝塔骑兵连窜入盐池县二区三乡三村骚扰，将正在该村工作的二区党委书记李怀宝、县委宣传部干事韩川岗、战士张万禄等3人抓走，押送至银川监狱。

在磁窑堡方面，1942年3月14日，灵武县民团团总刘清带9名骑兵，到盐池县三区四乡鸦儿沟和六乡官滩村捉拿区乡干部毛生秀、乔玉，未果而返。1942年4月，马部暂九师参谋吕某到磁窑堡乔装成医生，刘清派便衣带路到盐池县二区、三区、四区测绘地图，并调查共产党员及区乡干部情况。7月16日，刘清派团丁杨科、刘风和便衣匡万有、吴万帮4人，带长枪2支，到盐池县二区一乡兴武营抢天成西商户财物8包，价值20万元，致使该商户从此一蹶不振。1943年3月2日，刘清带兵16人到盐池县二区一乡，吃了2只羊羔，并抓去村民4人（三男一女），在途中遇盐池县二区游击队发生战斗，将人救下。10月15日，驻磁窑堡暂九师某营派兵11人，到盐池县三区五乡朱家窑，捉去商人4人。

在惠安堡方面，马鸿逵派骑一旅第一团在惠安堡驻扎。马鸿逵部队和国民党盐池县政府经常派人到边区境内勒索群众，刺探情报，制造摩擦。1940年1月初，以马文良为团长、马文魁为副团长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回民巡视团一行6人，从延安来到盐池县。在盐池县城开完会后，到盐池县四区五乡回六庄开展工作，了解与解决回族群众在春耕生产及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团长马文良与团员马尚福、钟正鸣、郑风云、马占仁等5人均遭逮捕。之后，马文良被敌人活埋，两人在狱中被迫害致死，两人一直被关押到1948年才获释。

1940年冬某日，惠安堡盐池县副县长张汉卿指使土匪马登第等11人，到盐池县五区五乡陈家山骚扰，袭击了到该地买草的3名八路军骑兵战士，抢走步枪2支、马3匹。1941年6月，惠安堡公安局警察5人，将盐池县四区五乡孤峰掌小学教员雷兆寿拉走，经刘占海苦苦求情，才被放回。1942年1月23日，惠安堡税务局武装缉私队6人，到盐池县三区四乡郭庄子将村民郭天寿捆起来，逼迫给钱。郭天寿没有钱，就被拉走，并赶去毛驴8头，后郭家人花3700元（法币），才将人和驴赎回。3月5日，惠安堡税警4人到盐池县五区三乡段头沟，抢了脚户孙学俭家的骆驼2头、驴2头，侯树林家的骆驼3头，王保家的毛驴2头、皮袄1件。11月20日，土匪马登第带团丁4人到盐池县五区五乡陈家山，抢走脚户邓二2000元（法币）、陈生发600元（法币），又抢走西掌村张福兴衣服1包、皮袄2件。1943年5月21日，海子井顽军5个便衣到盐池县四区四乡马家伙场，抢走行路商人14700元（法币）、骡马4匹、驴1头。

对于国民党宁夏当局破坏抗日的行为，盐池县军民予以坚决回击，先后摧毁了敌人建立的保甲组织，收复了被侵占的区域。对窜入盐池县境内骚扰、抢劫的国民党民团，则予以扣押缴械。经过斗争，顽固派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