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认为“大学应以人为主，不以房舍、组织、章程为主”。他从大学的起源看，认为大学先有讲学的教授，有听讲的学生，然后才有住宿的房舍，然后才有组织。有讲学的人与从学的人，才有学问有教育。他举例说，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指导英语教学的专家林苏弼先生到中国各大城讲学，他在武汉大学讲演，谈到武汉大学校舍建筑弘美，四周风物如画，认为是一个极好的读书环境，不过他又说：校舍的弘美风物的明丽并不是武大的灵魂，有真正读书的人则数间茅屋仍然可以弦诵不辍。林苏弼先生的这种主张，确是不磨之论。进而，吴宓指出：“近世中国的大学教育，受美国式教育的影响太大，过分注重、过分胶着于学校的外观形式和组织。往往一个学校拥有很好的校舍和一个极庞大的组织，但是缺乏有名的学者和有志的学生，这是大学教育的悲剧。”他又指出另一种弊病，就是“教授与学生之间隔阂很深，譬如我们知某大学的教授住宅与学生宿舍的所在地，隔离太远，地缘上的远隔，引起印象上的生疏和情感的淡漠，我以为教授与学生间应当以学术为中心点，毫无私见地去亲近去合作才是。不过学生与教授，甚至一般男同学与女同学之间的感情，乃是一种学问上的感情，一种探索智慧时同路人的感情，并非其他势利的感情”。此外，他赞同美国哈佛大学前教务长哈斯铿氏的说法，认为美国大学的弊病之一是太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如运动、跳舞、集会结社之类，往往占去学生大半的精力和时间。
另外，吴宓认为“大学应以图书仪器为主”，指出“大学以人为主外，应当注重于图书仪器的充实。因为一个大学没有参考书，没有课本，没有仪器，所以弄到先生的讲述，变成类似演剧式的表演，变成类似背书式的复诵，学生上焉者不自动地去研究，不读参考书，下焉者连笔记也懒得记，课堂上只凭先生枯竭的记忆，把他所熟知的知识榨出来，然后再压缩到学生的记忆里，如此陈陈相因而已”。然而，如果“有了完备充实的图书设备，才能导引学生做到课外阅读的一步；有了完备充实的图书设备，然后教授和学生才能在书籍里面接触，神交于书中；一本书代表一个作者的思想体系，代表一个作者的全人格，代表一个完美的境界，一个整个的世界，唯有神交书中才能使爱好智慧者忘记国界，忘记地域，忘记年龄，忘记一切足以窒碍人类高尚思想的偏蔽与黏滞”。(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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