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教育思想：战时大学史观与黎氏新体

1944年5月，黎锦熙在城固撰成《国立西北大学校史》。其中以西北联大校歌、西北联大“公诚勤朴”校训为纲所勾绘出的这部校史，颇具特点。它所体现出的大学史观：一是大学使命、校风、校训、“校风养成，盖与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二是大学与所处办学地如华夏肇土、神州奥区、西北之华山汉水，当以“提携群伦，继往开来为务”；三是“必借教育学术之力”，“努力铸成‘国族’”“融为‘国族’，正学府之任务”。这也就是说，修一大学之史，必“明乎国史”，才能“明乎校史”，“明乎国史与校史”，才能“自知其使命与目的所在”，才是修大学史的精髓和根本。一校之史，如果脱离了国家和民族的体认，不与国之大事相联系，就是自娱自乐，毫无意义。这是黎锦熙先生在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历经母校西迁、亲自见证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并序连黉、联辉合耀的切身体会。

其中，黎锦熙所用以为纲的西北联大校训“公诚勤朴”包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

公，即公正，公平。《新书·道术》有“无私谓之公，反公为私”。《礼记·礼运》也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后者被孙中山先生赋予革命的新意。公正或公平，是人们从既定概念出发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评价，亦指一种被认为是应有的和理想的社会状况。它反映社会生活中人的权利和义务、作用和地位、行为和报应之间某种相适应的一种关系。公正也是一种道德要求和品质，指坚持原则，按照一定的法律、道德、政策等社会标准，实事求是地待人处事。人常说的“主持公道”，就是匡扶正义，扶助公正的道理，诚如《汉书·萧望之传》中所言：“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山西霍州学正曹端的学生郭晟乡试中试，授西安同知，临上任前，去拜别曹师并讨教为政之道，曹曰：“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这一名言，后改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公门不言利，公法不阿亲，办事公道，出以公心，只有如此，百姓才能心悦诚服，否则民会侮慢犯上；公生明，只有公才能明察秋毫，使假借官威或诱官以私，陷官失廉的小吏畏惧律己。一则“官箴”，赋予“公”字何等深刻的意义。

诚，即真心实意。唐代诗人李咸用《和友人喜相遇十首》之三有“人生心口宜相符”。《后汉书·马援传》有：“开心见诚，无所隐伏。”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将“诚”定义为自然界和人事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认为：“诚”这一精神实体起着化生万物的作用：“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亦指诚实无欺或真实无妄。诚实也就是言行与内心一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诚如刘禹锡所说的：“去敌气与矜色兮，噤危言以端诚”，即去掉敌视的态度和骄傲的神色，不要说危言耸听的大话，而要正直、诚实。若不推之于诚，虽三令五申，而令不明矣。古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和“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的说法，即只要心诚，即使坚硬的金石或者不可动摇的天地也会为它开裂，也会为之移动。诚亦有诚实讲信用之意。常言道：“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国以信而治天下，将以勇而镇外邦”和“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以及“胜敌者，一时之功也，全信者，万世之利也”等说法。这其中的“信”，就是诚信、信义、信誉、信用、信任、信赖，而其实质内容，都可归之于“诚”，所以“诚”和“信”是不能分离的，言而有信者，必定是一位诚实的人。

勤，即劳，出力。《论语·微子》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汉代孔臧《与子琳书》有“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就是说获取一定来自逐步的积累，勤奋才能收获得多。在历代警世格言中，“勤”字更是随处可见，如：“勤能补拙，学可医愚”“学知不足，业精于勤”“修业勤为贵，行文意必高”“智慧源于勤奋，伟大出自平凡”“知识无涯须勤学，青春有限贵惜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术业宜从勤学起，韶华不为少年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生之计在于勤”；等等。这些至理名言说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四体不勤，尸位素餐者，是很难有什么学问、什么事业的，要有满腹经纶，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勤奋。王国维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经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这里，王国维巧妙地运用晏同叔、欧阳永叔和辛幼安的三首词作，将通过博览群书、吃尽苦头，以致消瘦憔悴和终获成功作为三个重要阶段来形容成功之道，可谓恰到好处，但贯穿始终的还是一个“勤”字。自古以来，勤奋求学的故事层出不穷，像头悬梁、锥刺股、囊萤夜读、闻鸡起舞等不一而足，无一不透着一个“勤”字。总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弱，必强，勤为治愈懒惰的唯一秘方。

朴，本指树皮，亦指未经加工的木材，《论衡·量知》即有“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朴，又有敦厚、质朴之意，陆机《羽扇赋》即有“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朴”指原始自然质朴的存在，即“道”。老子认为：“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朴”亦无名，称“无名之朴”。“朴散为器”，朴的散失，就成为世间的具体器物。但是，人们只要使“常德”充足，也能“复归于朴”。朴还可用来镇止一切欲望，即“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校训中的“朴”，恐主要还是“朴素”，即质朴无华和俭朴。《释名·释采帛》有“素，朴素也，已织则供用，不复加功饰也”。《汉书·马皇后纪》亦有“车骑朴素，无金银之饰”。朴素是西北汉子独有的特性，多身出寒门，布衣着体，少有浮华习气，质朴敦厚、纯洁真率中透出一股灵气，以这种自然天成的禀赋作为西北联大—西北大学的校训，颇为得体。假如“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战国策》）；假如“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苏东坡集》），哪还有进取之心呢？可见，归真于这种“朴”，保持这种“朴”，起步于这种“朴”，是进取的根本之一。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其目的不外乎返璞归真，使其具有“朴”的秉性，如此才能担当大任。

黎锦熙将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的校训写入校歌，并同时作为校史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校训的形成显然也与身处汉文化的发祥地汉中有关，指出：“西北之华山汉水，即‘华夏’之名所由来，古代文化实肇此土；学府在此，提挈群伦，当以继往开来为务。文化者，合精神与物质，综古代与现代而言，非可偏举；唯在西北，必借教育学术之力，努力铸成‘国族’以发扬之，无可旁贷。”^[8]旅居台北的西北大学校友孙宝琛阐释“公诚勤朴”中的“朴”指出：“汉族民族性的形成与中原及西北的地理环境当然具有密切的关系，大汉民族的朴质坚忍豪放性格大半由于艰难的耕作环境所铸成。”孙宝琛校友进一步指出：“汉中原属楚地，秦惠王时秦国自楚国取得了汉中，西北文化很快地就在这一陕南地区得到了发展。……楚汉相争，刘邦君臣退守汉中，后来灭楚而统一了天下，就是以汉中为根据地而出兵的，到了三国时代，诸葛武侯北伐中原，也以汉中为根据地。”“忠君爱国”“严辩汉贼不两立”“攘除奸凶与兴复汉室”的观念和基本国策大多源于汉代和三国时期的汉中；“西安与汉中正是我大汉民族强盛时期的圣地，学子们播迁其中，自然会体验到先民创业艰巨的地理环境及开拓精神。教授及同学们由西安迁往城固，攀登秦岭，不畏跋涉之苦，在城固初期，教授及学生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大家都坚毅地接受了，而且都心神愉快地接受了，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9]旅台西北大学校友于正生也认同西北大学学生的坚忍耐力，认为从旅台校友来看，西北大学毕业的学生“大半都葆有中国传统文化浓厚色彩，而富于应付艰苦环境具有坚强战斗力”^[10]。这个观点，说明汉中深厚的汉文化沃土，深深滋养了西北联大的莘莘学子。

基于此，黎锦熙的《国立西北大学校史》不仅创造了一种将校史与校训、校歌巧妙结合贯穿的新体裁，在战时校史中极具代表性，而且他还提出了如何对待多源头校史、如何对待校史的远溯、如何将办学思想贯穿于校史的大学史观。这是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托时任秘书主任黎锦熙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两教授创作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歌》的歌词：

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

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

汉江千里源嶓冢，

天山万仞自卑隆。

文理导愚蒙，

政法倡忠勇，

师资树人表，

实业拯民穷，

健体名医弱者雄，

勤朴公诚校训崇。(www.xing528.com)

华夏声威，神州文物；

原从西北，化被东南；

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这首战时校歌，既有凝重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时代感，既有导愚蒙、倡忠勇、树人表、拯民穷的12字办学思想的微观描述，又有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四千年国族这种宏观的铺张，有力地张扬了兴学强国、复兴民族的终极目标，揭示了这所风沙大漠背景下战时大学联合体的本质和未来化为地道的西北地方高等教育机关的愿景。

这首校歌经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会议决修正通过后，托齐国樑教授寻找作曲家制谱，却因学校改组，联大易名，终告流产。“黎锦熙心有不甘，情有独钟，遂于1944年5月，以歌词为纲，撰写了一部简明的《国立西北大学校史》，每句歌词就是一个小标题，以具体、详尽而又凝练的笔触，抒写了西大的方方面面，成为了解西大校史的经典性文献”。黎锦熙“忆民国二十七年（1938）之秋，曾为联大拟定校歌，……谱未成而学校改组，未之用也。歌词实即校史之纲领，今作校史，仍用为纲，分句笺疏，以醒耳目，斯亦史家创体也欤！”。

在正确对待大学历史的多源头和远溯方面，他在序言中首次涉及如何对待同名的“京源”“陕源”之“西北大学”问题，并巧妙地通过“论名”“论实”予以表述，又对“主张凡今校史皆宜溯源于往古”（如今西北大学正可承续西周辟雍、成均）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代远年淹，不宜如此铺陈”；在远溯战时大学历史发展方面，他通过“卌载燕都迥”，依创校时间先后，概括了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平津四校40余年的悠久历史，又通过“并序连黉”“联辉合耀”突出地书写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四合为一”和“一分为五”的壮观一幕；在教育思想方面，黎锦熙校歌中“导愚蒙、倡忠勇、树人表、拯民穷”的12字办学思想和“公诚勤朴”的校训，作为小标题融入《国立西北大学校史》，成为贯穿校史之魂，也为后世写校史如何连贯校训、校歌、办学思想，并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精神或思想，给出了一个典范。

【注释】

[1]吴宓（1894—1978），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陕西泾阳人。1916年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科毕业。1917年就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1918年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学士（1920年）、硕士（1921年）学位。1930—1931年游学西欧，在牛津大学、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40年9月17日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聘其为文学院教授兼院长，未就。1948年4月5日至17日，马师儒邀请吴宓在西北大学演讲，讲题有：《大学的起源与理想》（4月7日），《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论紫鹃》（4月10日、17日），《世界文学史纲》《文学概论》《中国小说》等。

[2]吴宓.大学的起源与理想[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8（36）：7—9.

[3]吴宓.大学的起源与理想（1948-04-16）[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8（36）：7—9.

[4]吴宓.大学的起源与理想（1948-04-16）[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8（36）：7—9.

[5]姜琦.西洋教育学史[J].学艺（上海），1911，3（1）：1—9.

[6]李蒸.今后教育建设之路[J].西北师院学术季刊，1945（2）：1—4.

[7]李蒸.国立北平师范大学40周年[N].西北日报，1942-12-17.

[8]黎锦熙.国立西北大学校史（1944.5）.//姚远.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650—657.

[9]孙宝琛.西北与中华文化[M].//国立西北大学卅周年纪念刊，台北：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

[10]于正生.从旅台校友看母校特性[M].//国立西北大学卅周年纪念刊，台北：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