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琦对于构建中国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高度自觉，致力于探索和开拓中国自己的教育发展之路。他在秉持“三民主义”精神宗旨的同时，注意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广泛察知世界教育思潮，以期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创造成一种可以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新教育”。
虽然姜琦对其《教育哲学》“有偏于唯物论的辩证法之嫌”[21]曾做出检讨和修正，但在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思想中，姜琦实际上依然没有摆脱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影响，甚至是积极地予以借鉴和采纳。他提出的“实践的民生的辩证法”，是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不断“生长”。而这种“生长”，一是“一定先有一个三民主义的社会组织作为根据”，二是“由量变到质变”，三是符合于“‘正’‘反’‘合’这一个公式”。同时，在讨论中国教育思想与实践系列问题时，姜琦大量地运用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基本思维，致力于在世界教育思想的“一般”原理基础上创建出中国自己的“特殊”的教育思想，认识到“谈到普遍性不可忘掉特殊性，谈到特殊性也不可忘掉普遍性”，“所谓‘一般’，一定是由许多特殊事实里面把握的；设使离开特殊事实，那么，所谓‘一般’，就无所附着，不啻‘空中楼阁’一般”。[22]这些观点明显地展现出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正反合”的螺旋上升、由量变到质变以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要义。不难发现，全面抗战时期，姜琦教育思想特别是其教育哲学思想的构建，依然积极借鉴和采纳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抗战时期姜琦建立自己教育思想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姜琦早年留学日、美，并游历过欧洲主要国家，对西方国家的现代教育思想与实践有着很好的认知和把握。全面抗战时期，在研究教育思想过程中，姜琦同样将中国教育发展放置于整个世界大背景中，展现出宽广的世界眼光。他指出：“我们在说明三民主义教育以前，则不能不先把世界教育思潮做一度分析的研究，然后再来拿我们的三民主义教育与他们比较，看看彼此有何共通之点及我们的三民主义教育之特殊性究竟何在。”[23]他认为，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当代，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教育思潮：一是“法西斯国家的教育之趋势”，即当时的德、意、日等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国家或民族为至上，具有集中化、军事化、民族化、农村化特点；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之趋势”，即苏俄或苏联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具有平等化、生产化、政治化特点；三是“民主主义国家的教育之趋势”，即英、美、法等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它以自由平等为基本原则，具有平等化、社会化、个性化特点。[24]姜琦指出，“中国的现代教育之改革，还是受西洋教育之影响”[25]，世界各主要国家的不同教育思想“可以充作吾人参考资料及研究方法”[26]。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姜琦对历史上的中国独特社会文化发展道路有着清醒的文化自觉，较早地形成了努力探索“中国化”教育思想与发展道路的使命自觉，更在全面抗战时期明确提出了构建“中国教育哲学体系”的重大学术问题。他指出：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不拘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好，或社会主义国家也好，它必有它的历史的背景和哲学的基础存在着，并非凭空虚构的”；[27]并且，“大凡一个国家，必有她自身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因此，她又必根据她自身所有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创立一种独特的主义作为建国和治国之基础”；[28]当然，毋庸置疑，“世界上任何国家均必须有其自身的建国与治国之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因此，此等国家又均必有其自身的一种哲学体系并据此哲学体系而产生的国家教育宗旨”[29]。基于此，姜琦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自觉地提出了“创造一种新教育哲学以解决当前的中国问题”，主张“要站在中国自身的社会上去研究‘中国教育哲学怎样地建设’这一个问题”[30]，且“中国的教育目标应该照顾我们本国社会的特殊性，去创造成一种可以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新教育目标”[31]，在探索中国教育思想独特发展道路方面，展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姜琦遗憾地指出，虽然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发表和出版了不少教育思想或教育哲学的著述，但它们有些是“短篇论文，并非是一本有系统的体系之教育哲学的著作”，即使是已有的著作“却未曾说出中国教育究竟需要哪一种教育哲学”。[32]虽然因受时代条件限制而将“三民主义”○10作为当时中国教育哲学的基本
○10姜琦.三民主义课程论[M].华通书局，1930：13—14.宗旨，但姜琦始终强调，中国教育所需要的教育哲学在符合“世界的潮流”“教育的原理”基础上，必须符合“中国历史的背景”和“中国现代的要求”[33]。
20世纪初，中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仍以引进和模仿西方为主，但当时的姜琦已明确提出了中国教育发展之路的“发明”问题。他不仅是我国研究教育学特别是教育哲学的最早学者之一，而且是在宽广的世界眼光中自觉地将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中国化”探索和构建的最早学者之一，他的这一思想在全面抗战时期逐渐趋向成熟。尽管因受时代条件所限而将三民主义视为中华民国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基本原则，但他在构建“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新教育”方面所具有的高度自觉、巨大勇气和艰苦探索，值得思考和总结。
【注释】
[1]姜琦.何谓新教育[J].新教育，1919（4）：358—449.
[2]姜琦.论战时教育与平时教育之分界[J].教育研究，1938（4）：1—7.
[3]姜琦.论战时教育与平时教育之分界[J].教育研究，1938（4）：1—7.又见姜琦.文化侵略与文化抵抗[J].教育研究，1938（81）：37—43.
[4]姜琦.中国教育哲学体系问题之研究[J].教育杂志，1937（9、10号合刊）：21—103.
[5]姜琦.教育哲学[M].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3：89.
[6]姜琦.教育哲学[M].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3：238—239.
[7]姜琦.中国教育哲学体系问题之研究[J].教育杂志，1937（9、10号合刊）：21—103.
[8]姜琦.三民主义教育哲学述要[J].三民主义半月刊，1945（3）：3—6.
[9]姜琦.中国教育哲学体系问题之研究[J].教育杂志，1937（9、10号合刊）：21—103.
[10]姜琦.三民主义教育哲学述要[J].三民主义半月刊，1945（3）：3—6.
[11]姜琦.陈礼江·序.训育与心理[M].台北：中正书局，1944：1.
[12]顾毓琇.介绍姜琦著《德育原理》[J].读书通讯，1944（100）：42—43.
[13]姜琦.中国国民道德原论·序[M].商务印书馆，1944：2.
[14]顾毓琇.介绍姜琦著《德育原理》[J].读书通讯，1944（100）：42—43.(www.xing528.com)
[15]姜琦.中国学制修正方案之商榷[J].建国教育季刊，1939（2）：15—29.
[16]姜琦.大学教育之特质[J].高等教育季刊，1942（4）：25—158.
[17]姜琦.大学教育中之训导问题[J].训练月刊，1941（1）：11—86.
[18]姜琦.导师师资与分配问题之研究[J].教育通讯旬刊，1942（26）：12—32.
[19]姜琦.我国大学课程之基本原则[J].高等教育季刊，1941（3）：25—34.
[20]姜琦.中国师范教育制度之过去、现在与将来[J].教育通讯周刊，1938（27）：4—16.
[21]姜琦.中国教育哲学体系问题之研究[J].教育杂志，1937（9、10号合刊）：21—103.
[22]姜琦.三民主义教育哲学述要[J].三民主义半月刊，1945（3）：3—6.
[23]姜琦.三民主义教育与世界教育思潮之比较[J].民意周刊，1938（55—56）：10—11.
[24]姜琦.三民主义教育与世界教育思潮之比较[J].民意周刊，1938（55—56）：10—12.
[25]姜琦.学校社会化之哲学的基础及其史的发展[J].教育通讯周刊，1939（2）：3—20.
[26]姜琦.我国大学课程之基本原则[J].高等教育季刊，1941（3）：25—34.
[27]姜琦.中国学制修正方案之商榷[J].建国教育季刊，1939（2）：15—29.
[28]姜琦.三民主义青年与各国青年的特征之比较[J].城固青年，1941（1）：6—26.
[29]姜琦.我国大学课程之基本原则[J].高等教育季刊，1941（3）：25—34.
[30]姜琦.中国教育哲学体系问题之研究[J].教育杂志，1937（9、10号合刊）：21—103.
[31]姜琦.三民主义教育与世界教育思潮之比较[J].民意周刊，1938（55—56）：10—11、10—12.
[32]姜琦.中国教育哲学体系问题之研究[J].教育杂志，1937（9、10号合刊）：21—103.
[33]姜琦.中国教育哲学体系问题之研究[J].教育杂志，1937（9、10号合刊）：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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