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教育思想：教育行政科学化改进办法

基于当时的教育行政的弊端，李建勋指出我国教育行政应当坚持“科学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办法”，为我国教育行政系统的健全和完善提供了科学设计和重要参考。李建勋认为，教育行政的“改进办法”应当从“组织”和“用人”两方面着手，“组织”方面的改进可以使教育行政“科学化”，而“用人”方面的改进则可以使教育行政“专业化”。^[26]

在李建勋看来，健全的教育行政“组织”应当包括两部分：一为建议的，一为执行的。“前者司研究、计划、参议等事，后者司决定、推行、督导等事。无前者则行政无科学的方案、先觉的领导；无后者则行政乏彻底的实验、进步的改革。”因而，对于教育行政“组织”的“改进办法”，李建勋分别从“建议部分”和“执行部分”进行阐述。^[27]

关于“建议部分”，李建勋主张我国教育行政组织中应当设立“教育研究处”“教育参议会”，并对二者的地位与职权、机构与人员、资格与待遇等问题做了系统说明。李建勋强调，我国教育行政缺乏应有的领导和设计功能，就是因为其内部没有相关的研究机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教育行政机关中的“研究”与高等院校中的“研究”并不相同，后者在于对学术做高深之探求，能否应用，不必强求；前者乃就教育当前实际问题谋科学的解决，在学术上有无贡献，不必顾虑。“故在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内，设立教育研究处，以期行政科学化及效率之提高，当为刻不容缓之事”。在“设置”上，教育研究处的“地位”一律与各司（教育部）、科（教育厅）、课或股（教育局或科）平等；在“组织”上，根据各级机关实际情况设立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及社会教育等科，并分别配置相关负责人与工作人员；在“职权”上，教育研究处掌管所属教育之调查、研究、计划及报告等事，并与其他各司、科、课或股密切联络，以期各种教育问题得以合理及科学的解决；在“资格”上，“研究人员之任用，以选择对于教育理论有深刻的了解、对于问题研究有熟练的技能为标准”，主要负责人必须具有教育学的博士或硕士学位，一般工作人员必须具有教育学的学士以上学位；在“待遇”上，具有博士、硕士、学士学位者分别参照高校的教授至助教之待遇。设立“教育参议会”的基本考虑是：一是提供实际需要以备当局之抉择，二是宣传当局意旨以便政策易于推行，三是修正当局意见使行政措施趋于合理。如此一来，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内的教育参议会“不仅借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且可牵制行政当局之滥用职权、固执成见，以免行政措施流于偏激也”。因此，李建勋主张“为使教育带有民治精神，及行政悉臻于合理化，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则有设置教育参议会之必要”，并从人员、组织、职权、任期、待遇等各个方面对中央的教育部、各省市的教育厅（局）、各县的教育局（科）的各级教育参政会的具体设立办法做了详细论证。

关于“执行部分”，李建勋分别从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各司科股”的设置和“督导”制度的设计两方面予以具体说明。李建勋认同当时中央教育部“六司”的设置，“但司以下之分科，仍采数目单位，似有未善”，认为根据工作和职能性质，中央教育部各司各科应改为：总务司之第一科为文书科，第二科为庶务科，第三科为人事科，第四科为财务科；中等教育司之第一科为中等教育科，第二科为师范教育科，第三科为职业教育科；高等教育司可分为大学教育、高级师资、专科学校及国际教育四科；国民教育司可分为国民小学、中心小学二科；社会教育司可分为通俗教育、文艺教育、电化教育三科；蒙藏教育司可分为蒙民教育、藏民教育二科。“唯各科限定职掌，需略加修改、另行归类耳”。大多以数目划分四科的各省教育厅之组织，应当改为中等与高等教育、师范与国民教育、社会与健康教育及总务四科，“借收分工合作之效”。在当时各县是设立教育局还是教育科的争议中，李建勋明确主张各县教育机关不能简化为教育科，事实上应恰恰相反，各县应当设立组织机构更加健全的教育局，并分设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总务三科或股，以期各县教育事业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对于“督导”制度，李建勋从督导性质、学校类别、人员名额、任职资格、区域视察、视导时间等方面做了细致设计，力求各级各类督学分工合作、收切实之效。^[28]

对于当时教育行政“用人”方面的“改进办法”，李建勋主张必须坚持“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李建勋指出，行政处理、教学指导、教育研究三者在教育行政中同样重要，为使三者充分发挥效能，“非得有受过专业训练者主持之不可”，但是中国当时从事教育行政者中，“合于此项资格者，恐不足三分之一，专才既少，效能自灭矣”。因而，李建勋特别强调：“今后教育行政机关之改进，必须对于富有教育研究之人，广为罗致，重加任用，一使其行政渐臻于专业化。”^[29]对于当时实行的《公务员任用法》《县行政人员任用条例》《教育部督学规程》等诸种法规条例“系为一般公务员而设，对于教育学识及经验，未有明白规定，因之有教育学识及经验丰富之人才，碍于上项法及条例，不能充任教育行政人员”，因而李建勋建议，国家应当尽快修订并重新颁布相关法规条例，以使国家的教育行政朝“专业化”方向发展，充分提升国家教育行政应有的效能。^[30]

全面抗战期间，李建勋对我国教育进行的系统反思和探索设计，难能可贵，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发展仍具重要参考价值。

【注释】

[1]李建勋.战时与平时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1，23.

[2]李建勋：战时与平时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10.

[3]李建勋：战时与平时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10—19.

[4]李建勋：战时与平时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19—27.

[5]李建勋：战时与平时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23、27—28.

[6]李建勋.战时与平时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30—37.又见：李建勋.论教育行政之改进[J].教育通讯，1941（36—37）：24—30.

[7]李建勋.师道论[J].教育通讯，1940（7）：1—7.又见：李建勋.战时与平时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23.

[8]李建勋.战时与平时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39—49；又见：李建勋.论教育行政之改进[J].教育通讯，1941（36—37）：24—30.

[9]李建勋.论中等学校教师需要专业训练[M]//许椿生等编.李建勋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26.

[10]李建勋.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案[M]//许椿生等编.李建勋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7.

[11]教育部.有关院系调整方案及工学院农学院合并改组事宜、设立师范学校等通知训令函件（一），国立西北大学档案，67-5-306-1[A].西安：陕西省档案馆。

[12]李建勋.吾国高级师资训练之待决问题[J].教育通讯，1942（29）：21—25.(www.xing528.com)

[13]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22.

[14]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670.

[15]民国教育部.师范学院规程[J].西北联大校刊，1938（3）：8.

[16]李建勋.吾国高级师资训练之待决问题[J].教育通讯，1942（29）：21—25.

[17]李建勋.师道论[J].教育通讯，1940（7）：1—7.

[18]李建勋.吾国高级师资训练之待决问题[J].教育通讯，1942（29）：21—25.

[19]李建勋.地方教育行政之理论及其实施[J].师大教育丛刊，1930（2）：19—34.又见：李建勋.战时与战后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50.

[20]李建勋.关于教育行政上之五大问题[M]//许椿生等编.李建勋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2.

[21]李建勋.直隶省教育行政组织之改革案[M]//邰爽秋等编撰.教育参考资料选辑·教育行政之理论与实际·行政组织类.教育编译馆，1935：1.

[22]李建勋.论教育行政之改进[J].教育通讯，1941（36—37）：24—30.又见：李建勋.战时与战后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31—32.

[23]李建勋.战时与战后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58—63.

[24]李建勋.论教育行政之改进[J].教育通讯，1941（36—37）：24—30.

[25]李建勋.战时与战后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32.

[26]李建勋.论教育行政之改进[J].教育通讯，1941（36—37）：24—30.

[27]李建勋.战时与战后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63.

[28]李建勋.战时与战后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63—73.

[29]李建勋.论教育行政之改进[J].教育通讯，1941（36—37）：24—30.

[30]李建勋.战时与战后教育[M].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印行，194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