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院校独立设置：西北联大教育思想

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在教育制度中的确立，离不开李建勋的努力。我国高等师范教育肇始于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师范馆”，1908年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民国初年，我国高等师范教育有所发展，全国建有6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分别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但在随后的学制改革思潮中，高等师范教育受到冷落甚至质疑，独立地位受到严重挑战，除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外，全国其他高师纷纷被并入或改为普通大学：沈阳高师改为东北大学，南京高师并入东南大学，武昌高师改为武昌大学（今武汉大学），广州高师与广州法科大学合并为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成都高师并入成都大学。而北京高师之所以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和当时任校长的李建勋是分不开的。1922年9月，李建勋在北京政府全国学制会议上代表北京高师提出《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案》，从目的、教材、教法、训练、成例等五个方面，论证了高等师范学校应成为独立的设有多学科的师范大学。^[10]该提案在学制会议上获得通过，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奉教育部令改为北京师范大学，高等师范教育在我国学制中的重要地位得到维护和确立。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建勋依然不遗余力地推动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竭力主张高等师范院校应当“独立设置”。虽然20世纪20年代高等师范教育在教育制度中得到承认，但高等师范教育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全国依然只有北平师范大学一所高等师范学校。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高教事业受到重大破坏，原本就已缺乏的师资雪上加霜。鉴于“中等学校师资，全国尚无专门训练之所，健全师资，极感缺乏”^[11]，教育部于1938年颁发《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师范学院可单独设置，也可于大学中设置，并责令国立中央大学、西北联大、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及浙江大学等设立或由教育学院（系）改立师范学院，1940年的第二届全国高级师范教育会议形成“师范学院以独立设置为原则”的决议。但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全国师范教育发展依然十分缓慢，至1942年全国设立的9所师范学院中，独立设置的仅有4所，附设于大学的有5所（多为原有教育学院或系改组而成）。1942年，李建勋发表《吾国高级师资训练之待决问题》一文^[12]，责问道：“原则反不如例外之流行，果何故欤？”大声疾呼推动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刻不容缓”，重申高等师范院校“独立设置”的重要性。

李建勋认为，普通高等院校或其教育学院（系）并不能承担训练庞大师资队伍的重任。一方面，与一般的专门学院不同，高级师资训练机关的“性质”“与大学无所不包者同”。医、农、工、商等学院由性质相近科系组成的专业训练机关，不同于“无所不包”的“大学”，然而高级师资训练机关至少应当包括教育学院（如教育系、公民训练系、体育系等），文学院（如国文系、英文系、史地系等），理学院（如数学系、博物系、理化系等），家政系、艺术系及劳作与职业学校师资训练等科，“非如医农工之单纯者可比”，其“机关规模之大，包容之广”，亦“绝非一教育学院或系所能改成”，因此在“经费、人才、设备等问题”上，高级师资训练机关远非普通高等院校或其教育学院（系）所能解决。另一方面，与其他农工商各业相比，教育事业具有自身独特的性质和“根本问题”，包括“儒家气节”“专业精神”和“课程专业化”等。作为一种职业，教师直接为国家谋福利，间接为个人谋福利，而农工商各业则正好相反，因此从事教育者须要对国家民族抱有深厚的感情（成仁成义的精神）、个人立身处世要有大丈夫的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此种厚爱与气概必须有特殊环境始能造成，若附设于大学恐将被重视物质享受者讥为傻瓜、穷酸或书痴矣”。同时，教育是一种“清高事业”，从事教育者要有“不见异思迁”的品格，“必须对于教育有崇高的信仰，对于所学有勤奋的努力，对于教人有不倦的态度而后可”，而这种“专业精神”并非是普通高校所能培养和熏陶的。此外，虽然高等师资训练机关所设科系与普通高校存在相同之处，但二者有着并不相同的内容和目的。与普通高校的学生不同，高等师范生在掌握“专科学力”外，还要精通“教育知识”，懂得如何更好地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以适当的方式方法传授给学生，因而高级师资训练机关与普通高等院校在“课程专业化”方面有着根本的差异，如果将高级师资训练附设于普通高等院校，除教育学院（系）外，其他各科系则将被普通院校所同化，难以达到培养出合格的教育从事者的目的。(www.xing528.com)

因此，对于“高级师资训练机关应附属于大学，抑应单独设置”问题，李建勋明确主张：“吾人主张师范学院应绝对独立设置，勿因小而忽大，现附设于各大学之师范学院，须逐年使其独立。”历史实践证明，李建勋的这一论断是符合教育发展基本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