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勋认为，教育是为满足国家、社会和公民谋求福祉的愿望而产生的重要事业，这种愿望在平时不易引起人们过多关注，但在非常时期人们会强烈地察觉到，并会更加明显地发现国家教育存在的问题所在。他举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西方国家对教育上的深刻反思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中国近代以来教育上的诸多重大变革也多与我们和列强的战争有关，如清末的废科举、辛亥革命后新学制的颁布、“九一八”事变后的救亡教育等。抗战全面爆发后，一方面我国教育应根据抗战建国需要积极做好调整和准备，另一方面抗日战争给中国教育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灾难不可否认，但抗日战争也使我国教育所存在的不足更加清楚地暴露出来，我们不得不认真总结我国教育发展的现状及其问题并积极努力地加以改进。不过，李建勋强调，战时、平时和战后教育虽然处于不同的时期并可能表现出若干不同形式，但在理念、内容和目的等方面不应有根本的差别。他明确指出：“战时”“平时”与“战后”应当“合而一之”“至其改进之道，不仅注意现时，且需顾及将来也”。[1]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人对于应“针对需要而力谋教育之充实与刷新”已有共识，但因战争的突如其来，国人对于战时教育与战后教育问题的看法“各言其是，各行其是，立场不同，论断自异”“此种对立而不相成之情形，几使教育陷于纷乱，而莫由统整，前途不可无虑”。[2]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李建勋对当时国人的各种不同论断进行了梳理和评判。他将关于“战时教育”问题的观点分为“充实改进”“集体主义”和“应时救济”三种。“充实改进”者主张，战时教育并不是以战时教育完全取代平时教育，而是将平时教育加以调整转变，发挥其实际应用功能以适应战争需要，如增加发扬民族意识的政治训练、战时军事与生产的技术训练等等，即“教育战时化”。“集体主义”者主张，战时教育应当停止平时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设施，打破教育与传统学校的必然联结，将教育纳入社会组织和集体生活（如军队、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服务队、生产队等）当中，即“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应时救济”者主张，“平时教育已缓不应急”，应当“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革新行政，改造军队，保障民族革命战争之最后胜利”，主要教育课程为游击战术、统一战线、民众组训等，兼收大、中、小学生，入校后按其学识程度编队设班，修业期限三个月、半年或一年不等，具体实行者有陕北之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及其他训练班等。李建勋指出，当时国人主要将讨论的话题聚焦于“战时教育”和“平时教育”问题，“论战后教育者尚少”，仅有黄觉民、赵廷等几人而已，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黄觉民基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提出，战后我国在坚持校园教育和面授教育的同时，应当推行在家自修和函授教育，并提出了战后各级学校之“自修办法”。[3](www.xing528.com)
李建勋对以上不同观点做了分析评判，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虽然我国之前的传统学校教育存在不足，但我们并不能否定传统学校教育的积极价值，如踊跃参加或服务于抗战的知识分子及战后建国所需各类人才的培养不能不与学校教育直接相关。“学校实为培养基础知能之优良场所”，对于全面认识和准备抗战所需之军事上的各种数理化知识以及国家、地理、政治、文化上的各种文史地知识的教育，传统学校可以很好地胜任。不过，这并不是说战时的民众教育、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各种短期训练班等没有必要，各级政府实施的这些举措应当积极赞同。而所谓“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亦可在传统学校教育中得到实施和开展，而“自我教育”中所蕴含的主动性学习精神亦需提倡。对于陶行知等学者不同意“战时教育”的提法，亦可不必。在李建勋看来，战时与平时的教育理念和内容虽不应有根本差异，但“一切现象，均有其生长之历史背景”，因而不能否定“战时教育”的提法及其与平时教育在具体设施和办法上的若干差异，不过这只是“临机处置”而非“根本大计”。[4]李建勋的主张是：“战时”“平时”与“战后”应当“合而一之”，具体而言，即：“甲、对于正规式之学校教育，主张维护，以保持国家元气。乙、对于过去学校教育之缺点，尽量改进充实，一起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丙、对于抗战而产生之非常教育问题，力谋解决，以增加抗战建国之力量。丁、对于社会教育，极力推广，以提高一般人民之抗战意识及文化水准。戊、对于教育行政之组织与运用，力求健全，以期行政效率之增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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