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者对战争的直接贡献

物质条件是战争取胜的重要保障，但不是唯一的基础，精神力量亦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十分重要的必备因素。陈剑翛十分重视国民心理及其所产生的精神影响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作用，强调“心理学及心理学者对于战争有直接贡献”^[3]，而学者应当主动担当，为此做出积极的努力，充分发掘心理学的研究与推广对于抗战建国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早在1937年初，陈剑翛在《政问周刊》上发表《民国廿六年：由悲观而乐观》^[4]一文，积极呼吁全国民众对于国家发展和抗日形势应排除消极悲观的情绪而坚持团结一致、积极乐观的信念。他指出，尽管中国与世界其他现代国家相比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而国家亦正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逼迫，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逐渐结束大规模的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国家渐趋统一和稳定，经济建设已经逐步有所发展，而1936年夏秋间的“两广问题”所可能引发的国内分裂也得到解决，特别是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得以成就“中国真正统一的局面”，全国“爱护统一”的舆论分外高涨，“由是团结一体，非复是从前一盘散沙的现象”。因此，得以解决的1936年的各种危机所激发出了的全国民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心理和精神上的“收获”，“远胜于寻常千万，岂非大可乐观的吗？”呼吁全国民众一改过去悲观情绪而积极乐观地面对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剑翛注重从心理学意义上突出全国民众抗战意志的精神力量的重要性。1939年初，蒋介石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号召。陈剑翛撰文认为，“在这一个万分严重的抗战局势之下”，要充分认识到“国民精神总动员”对于集中和统一全国抗战意志的积极作用，认为此“国民精神总动员”亦可称为“心理总动员”，并从心理学角度对“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意义做了深入阐述。陈剑翛指出：“若求之于心理学的解释，那人类的行动、感觉、情绪、态度等等，通俗说起来，无一不是精神，尽管在科学的心理学上我们不承认有精神这类东西。再踏实一点讲，人类的感觉、情绪、态度等，都可以叫作行为，所以提到人类的精神不啻指人类的行为。因此精神总动员，换一名词为心理总动员，简直就是行为总动员，也就是人类力量总动员”，因此“精神总动员或心理总动员进展到最高历程，则人类的力量可以扩张到似乎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最大范围”。他强调，“以目前抗战形势而论，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忍耐，最坚决的态度，来应付这个很艰巨、很不易支持的局势，以祈祷最后胜利的来临。所有在今日一切汉奸的和平理论，都不够掩天下人之耳目而逃出千古唾骂痛恨的大罪恶。一切离心力的运动和犹疑不自信的倾向，都可以毁灭我民族、我国家联合抗敌的力量，这是自杀自毁的死路”。陈剑翛还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志竟成”“见危授命”“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精神内涵与现代心理学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可以“使整个民族精神陶溶在严正的空气中，达到坚忍不拔、贞固不移，纵遇外来的压迫和诱惑也丝毫不为动摇的”，使全国民众“彻底损除嫌隙成见，抛弃汉奸的和平理论”及“自私自利、醉生梦死的生活”，而“去救国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要团结大家便团结起来，做集体的贡献”，最终“克服一切困难以达到抗战建国的目的”。^[5](www.xing528.com)

抗战期间，陈剑翛对国内汉奸的不断出现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了专门剖析和深刻批判，使国民不齿于汉奸行为。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进行过程中，陈剑翛还在国内比较系统地对“战争心理学”做了“发凡之论”。战争心理学滥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尽管如此，当时国际学术界对战争心理学尚未有比较确切的定义，国内更是没有相关介绍和应用，不免成为我国抗日战争的一种损失。陈剑翛认为，战争心理学大体可归纳为心理学对于“组织有效率的军队”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的学问，并结合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各国的实际经验，在国内首次对战争心理学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首先，关于士兵的分析和选择问题。陈剑翛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要靠兵器装备、军需供给以及战略战术等，但另外一部分同样决定战争胜负，那就是战斗士兵“是否胜任”。他认为，在此方面心理学研究应当达到的目的是，帮助军队检测、区分、培训何种性格趋向、先天能力、后天素质及接受何种军事训练等的士兵更适合哪个兵种、哪个部队和承担哪种军事任务等。其次，关于军官的培养与分配问题。陈剑翛指出，从心理学意义上分析，军官的培养和分配问题必须注意是否具备懂得个人与他人的精力的有效运用，是否具备各种环境刺激的应付能力，是否具备发动和组织能力，是否具有与军事相关的丰富知识和经验积累等。再次，关于士兵一般心理的研究。陈剑翛认为，士兵的集体生活是一种“社会有机体”或“有生机有功能的单位”，它有一个“动的根据”，应当将心理学上的“模仿”“暗示”“同情”等运用到理解、把握和培育由士兵组成的军队团体的生活当中；要充分掌握士兵恐怖、愤怒、亲爱等不同情绪所具有的生存作用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的反应与结果，并对此较好地加以调节、引导和发挥；人们一般具有好斗的本能与意志，并非到了战场上才突如其来，这是士兵们“自己方位的机构”，具有“生存价值”，但它可能因一些条件使士兵发生暴乱，也可使士兵在战场上与敌人争个“你死我活”；士兵通常会受一种哲学或思想理论的影响，即在纯粹的生存之外，进一步寻求生存或死亡的意义与价值，并由此构成士兵的文化生活，应当考虑运用何种文化生活并使其在士兵中存续发展、交互融贯，成为超出个人意义上的精神成就等等。最后，关于军事的领导或统率工作需要具备的条件。陈剑翛主张，军事的领导或统率者必须具备优良的“自由意志”，在战争进行中应该有自省自觉的习惯，一方面使自己对于最激烈的紧张情况能做充分的准备和适应，一方面能够具备自我认识、自我批评及自我反省的精神能力；同时，能够把他的自由意志和目标适当地表现出来，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能够清晰而迅速地做出合理决断的能力，并能够高效地说服和支配他人的思想和行动等。陈剑翛指出，他的“发凡之论”并非将战争心理学“讨论得完备”，而只是选取了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呼吁中国应当认识到心理学对于服务和支持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性，“我的企图系欲指陈战争心理学自上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得很快，将来或者有不可限量的收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