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文黎先生所反思的，因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落后，特别是教育的落后，晚清民国以来国语运动的实际收效甚微，抗战爆发后，这种情况令当时的中国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在关注国语专业人才的“提高”的同时，黎锦熙先生十分重视国语的“普及”事业。[15]当此抗战国难之时，如何更好地推行国语运动呢？如何“缩短学习文字的期限”“增加阅读书报的效能”呢？黎锦熙先生感叹说：“谈何容易？当这抗战期间，组训民众的工作还多着呢！而且还怕缓不济急，要迎头赶上呢！岂能净把这‘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时间，专教民众来识字？”因此，抗战期间的黎先生致力于设计一种既“经济”又“迅速”的高效方法，其中的关键即是“注音汉字”，黎先生将其称为推广国语的“最锐利最迅速的有效工具”。[16]
黎先生指出，“社教如果要办的经济，减轻‘用力难而收效少’的困难，那么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急速办到人人能够自动的读书阅报”。“为使社教的效率增高，以期确实有助于民众组训起见”，黎先生将“注音汉字”视为“社会教育和民众组训中间的桥梁”，并提出了有效推进国语推广之“社教”的四种具体措施。其一，今后抗战中的民众课本及其他一切民众读物，应“将所有文字完全用‘注音汉字’印刷”；其二，国民政府批准制造的“‘注音汉字’铜模（黎先生制作，笔者注），系印刷此种课本及一切刊物小报等之唯一的工具”“今后宜由部亟将此项铜模已运出者，统制推行，赶铸铅字”；其三，对于当时社会上仍然存在的有关“注音汉字”的“拼读正确，师资不易，转增重目前民众识字运动之担负”及“国语统一，建国大业，未适合目前民众识字运动之急需”等“误会”，国民政府应按照1936年“国语推行委员会呈请重行声明之意见”，“三令五申，免除此等误会，以一目标而去枝节”；其四，“严令全国社教人员训练机关，即从部办之‘社教督导员训练班’做起，必须以最少之时间，一律将注音符号之读法拼法练习，照上条所述之两项主旨，以能读出‘注音汉字’字旁所拼之音为限度（声调符号暂不可顾，但原已熟练者除外），俾于推进社教工作时，能尽量利用‘注音汉字’刊物”。[17]
考虑到中国汉字的“字形太难”“字音难表”及“方言复杂”“民族众多”等基本情况，黎先生还提出了基于“注音汉字”的“闪电式”和“磁铁式”的教育方法以提高国语推广的效率。他认为，“‘注音汉字’，字字注音，印刷一切白话读物：完全认得汉字的人，只需读书中间的汉字；稍微认得一些汉字的人，遇着每一个不认得的字，字旁边就站着他的老师；完全不认得汉字的人，就只需读旁边的注音，结果是一样的了解”，因此“国民教育，扫除文盲，开门见山，先教学注音符号”——“教学注音符号，只是教学注音符号，四十个，十天，毕业！”——“十天毕业之后，文字工具的训练，就算大体解决”，如此可以“缩短学习文字的期限，增加阅读书报的效能”“自然能够找到中国‘国族’语言统一之路”“从此读注音汉字的书，看注音汉字的报，‘陆续收获’许多常识，‘积渐培养民族意识和爱国心’”。黎先生将此称为“‘闪电式’的教育方法”。针对“抗战建国”有重要战略意义但“语言根本不同”的边疆地区的不同民族，“让边胞一样地学习注音符号‘四十个，十天，毕业’，之后就有了基本工具来学习‘国族’公用而统一的国语”，从而发挥“文化吸引的向心力”以“巩固边疆”。黎先生将此称为“‘磁铁式’的教育方法”。[18]黎先生还考虑到边疆民族语言情况的复杂性，对边疆民族如何推行国语提出了详细而具体的针对办法。[19](www.xing528.com)
当时社会上不少人对黎先生所言的“注音汉字”不甚熟悉，对此存在着“期待着一班必须训练的师资，所以不容易‘普遍化’”的疑虑，黎先生对此进行了专门回应，提出了抗战时期推行“注音汉字”的“四大原则”和“注音符号新教案”等。他指出，以前“注音符号”的教学“形成了一套近乎专门的技术”，“现在暂请收拾起来，不必兼营并顾，只要认识简简单单的四十个注音符号。试想：这样的师资，还需要什么训练？拿一张无师自通的注音符号表，按照每个符号底下注的读法，来回念熟，就行了。扫除文盲的工作者，当然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自己念熟一张注音符号表，算什么训练师资？”黎先生强调，其实只要改变“对于注音符号的根本观念错误”，即把握如下“四大原则”，“注音符号”就可“容易的‘普遍化’”：其一，注音符号只是注音符号，是国语推广的辅助工具而已，并非是至少要掌握三千五百字的国语国音的专门学习，哪里需要“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两载”；其二，注音符号只有简简单单的四十个，“根本没有什么‘拼法’，干吗要教学什么‘拼法’？”其三，“注音符号”中“阴阳上去的四声的‘调类’，全国任何地方的老百姓早已人人明白，干吗还要向他们啰唆？”其四，当前西南和西北诸多省份的“字音向来就和国音的读法相差有限，现在全国知识分子，既集中在这些地方，扫除文盲，干吗还不赶紧利用注音汉字？”为增加说服力，黎先生在改良此前“注音符号”教学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简单易行的“注音符号新教案”，指出“只消把四十个注音符号分成十八组，化为七十四个符号，顺着次序，读熟记熟，就自然而然地把所谓‘拼法’教学，无形取消了。这是一种巧妙的办法”，并强调说“一个文盲，收了这二十天的训练以后，他对于一切注音汉字印刷的读报，无论何字，总可以读得出音来，‘声入心通’，从耳到目，其盲即扫，此是‘顿教’”[20]。
不难发现，黎锦熙清醒地看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教育落后的基本国情，在反思之前国语运动所暴露出的弊端，特别是面对国难迫切的抗战特殊情势的基础上，他确实设计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国语推广普及的高效方法，为国语运动与社会教育和平民教育的结合提供了“有效工具”，黎先生的学术努力为此后中国的语言文化的普及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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