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现代以来的中西各国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语言是近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自觉[3]的独特标识。美国学者安德森曾对流行的语言之于民族国家的塑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研究，指出“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4]。对于在应对西方近现代文明挑战中被迫开启近现代转型以期挽救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而言，这一问题的危机性和紧迫性显得更加突出。因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5]，如何构建近现代的“民族”和“国家”观念，是除坚船利炮外西方近现代文明给当时的中国所带来的重大挑战。
近代中国开启的国语运动[6]，即将国语推广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愿景紧密结合在一起，黎锦熙先生对此有着充分的文化自觉意识。早在20世纪初即投身于国语运动的黎锦熙，即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语言对于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现在统一告成，建国伊始，教育事业，民治之基，增修国音字典这件事，于普及民众教育，及统一语言，化除畛域，团结中华民族，增高国际地位，都具有重要的关系。”[7]在强烈的使命感召下，黎锦熙成为近代中国国语运动的重要设计和推动者，他与同仁们不仅促成了民国政府确立了京音为国语标准音和公布了国语的注音符号，而且对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如其所著《国语运动史》系统梳理了清末以来中国国语开展的始末及理论与实践得失；《新著国语文法》确立并阐明了“字”“词”“句子成分”等现代汉语语法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体系，奠定了现代汉语的基本格局，影响至今。不过，因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教育的落后，当时国语运动的收效并不明显，国语推广更多的是停留在国家的法规政策上，广大民众并未受到寄托着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国语运动的洗礼，更多的中国民众仍然处于文盲的境地，其文化水平和知识状态一如往前。
抗战爆发后，面对国难当头的民族存亡之秋，中国有识之士对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国语运动成果发出了无奈的感叹，黎先生对此亦是痛心疾首。黎先生坚信，“世界近代史上，凡不能亡的国家，不可灭的民族……哪一个不是人人确实具有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的？”[8]“当这抗战时期，全国上下，能够感到民众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确乎是全面抗战和长期抗战而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因素”[9]。基于此，黎先生对之前的国语运动做了深刻反思：“过去中国的社教成绩，这里不必检讨；只需想想我们知识分子在这抗战期间，为什么心理和不识字的老百姓不同，全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为什么都热烈地愿去做前线或后方的抗战工作，和不识字的小老百姓心理不一样？其原因只在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之深浅有关而已，这种意识和观念，不是能够‘咄嗟立办’的，知识分子们每日生活中必须看看报，至少要打听一点战事新闻，无形而积渐地就把这种意识和观念培植长养起来；不识字的小老百姓们，大多数连‘日本国在哪里’‘中国有多大’等等事情都不知道，试问他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从何而‘有’？单靠政府的社教团，学生的宣传队，临时召集，多方宣说，哓音瘏口，耳提面命，小空间的容纳，短时间的听受，一时兴奋，逐渐忘怀，所见所闻，更无此物，试问他们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从何而‘深’？况且直接听讲受讲，尽管实行强迫入学办法，在广大的民众中，究竟还是极少数，那么，这种社教又从何而‘普’？”[10](www.xing528.com)
因此，抗战时期的黎先生大声疾呼国语对于唤起和增强民众“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的使命和“积极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的文化自觉担当。他在《为什么要推行国语？》中针对国语推广的意义问题做出澄清：“为什么要推行国语教育？一般人以为这只是要实行国语统一，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推行国语，不只是要实行国语统一，尤其是在这抗战建国的时期，所谓国语，她本身的功用，特别要呈现出来，有两点：第一，‘唤起民众’；第二，‘巩固边疆’。”对于“唤起民众”，黎先生分析道，“老实说，文字工具的重要实居第一位，因为‘不识字’者，固然‘还可堂堂地做一个人’，却不够平平常常地做一个抗战时代的国民，为的是要读书，要看报，才能‘陆续收获’许多战时或平时的各种常识，才能‘渐积增长’民族的意识和国家的观念，才能离开‘耳提面命’之劳而‘直接了解’所受组训的内容，所以各种教育的推动，都以‘扫除文盲’为第一义”。同时，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黎先生充分意识到“西南西北各省”将成为“我们民族复兴根据地”的战略意义，但边疆地区“语言根本不同，各有文字或本无文字”，无形中造成了各个民族之间的“隔阂”，黎先生所谓“巩固边疆”，即是让边疆民族“学习‘国族’公用而统一的国语”“用推行国语的方法来推动边胞教育”，通过统一的语言使中国众多民族“再无隔阂，自然吸收，灌输文化，统一意志”，以发挥“文化吸引的向心力”而实现“巩固边疆”的目的，从而“要边胞民众都成为抗战建国的健全分子”，并建议将此视为“开发边疆的第一件事”[11]。总之，黎先生所言的“唤起民众”和“巩固边疆”均指向以国语的推广唤起和增强中国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从而发动民众“为国家为民族而‘共同奋斗’”，实现“积极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的目的。[12]随后在《国语运动与国防教育》中，黎先生还以“国难”的背景梳理了近代中国国语运动的本末源流[13]，从“推进文化战线”的角度疾呼“国防急于星火，教育尚俟河清”，再次强调了国语运动的两个目的：“第一，谋教育之普及；第二，谋民族之团结”，突显以国语的推广普及实现“团结民族，形成国族，统一意志，争取胜利”的意义。[14]
因特殊时代背景，近代中国的国语运动自产生时即与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塑造相连，特别是时值民族存亡的抗战年代，国语推广的任务比之前显得更为紧迫，而其对于塑造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意义亦更加得到彰显。20世纪上半叶的黎锦熙先生对此有着充分的文化自觉意识，他在强调国语推广的“教育之普及”意义的同时，十分重视国语推广对于构建“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和“积极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的文化自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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