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最早的农业教育机构是创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的江西高安农业学校，之后历经清末民初教育事业的初步发展，各类农业教育学校和农业机构遍及全国。但是，在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农业教育从未与农业生产发生过联系”，田地中的农民“沿袭数千年前之陈规，从未思及耕作之改良与效率之增进”，而接受农业教育的学生，在“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下，真正愿意在学成之后从事农业活动和指导农业改进的人寥寥无几。这种状况“农自农而学自学”的状况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一度出现了“农村逃亡，农业凋敝”的“农业恐慌”。[1]1934年，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对此指出：“中国的农业教育，中国的农业改良，第一个先决问题，要大家觉悟，要大家忏悔”。[2]面对此种农业处境，身在异国他乡的章文才再也无法平静地从事自己的研究，1938年，他怀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想法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他决心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这种“农村残破、农业不振、农民不安”的农业状况。
章文才回国后即进入母校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果树学教授兼研究部主任，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教学工作是第一要务。但农学是一门地域性很强的学科，在国外学习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成果多不适用于我国，即使在中国内部，甲地之结论也未必适用于乙地，必须根据当地的气候环境等实际情况开展教学和研究。然而，当时国内的农业教育状况堪忧，“教者既缺乏实地之经验，真确之研究，空袭东西旧说，以贩卖与农林学生，甚切有翻译国外课本或一味引用国外农林情形，自己不从事实地研究；就学之学生，敷衍塞责，毕业之学生，休闲家居，手既无缚鸡之力，又安能忍滴血滴汗之苦，终至学非所用，用非所学”[3]。面对这种情况，章文才感叹道，这样的教育体制对于学生有何用？又怎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那么，教师应该怎么教？学生应该怎么学？章文才在总结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十分注重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交给学生的知识都能够帮助其改进农业技术，这样的教育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深受学生的喜爱。对于农业教育中的教师和学生，他更希望“农林教员，要以所学所求来充实学生，以经验研究为根据，以忍苦耐劳为模范，谋学术技能之贡献，使所教所学有所用；农林学生，更宜悉心求学，努力实习，以恢复国家地位为前提，以改善农民苦痛为目标，奋勇前进，当此重任，庶几我国之农林事业，农林教育，有蒸蒸日上之希望”。[4]
农学是应用的学科，至少包括原理和实施两方面的内容，只有将理论知识与田间实习相辅相成，才能真正理解和消化课本上的知识，取得学习的实效。章文才认为：“我国以往农业教育的失败，就在于学农的人不会晒太阳冒雨雪，学农学在书上，做农做在室内，这样下去，有知识的农民和无知识的农民相隔太远，永远不能接近，对于农业上的改进，结果也就是不能有所建树。”[5]据此，章文才指出“农学院的课程必须包括讲授与实习，前者告诉学生农业原理，后者告诉学农的人，不能仅限于课本，要在广大的农业社会里索取农业知识，要更多地走进农田与农民多接触多请教，才能锻炼为实地有用的农学家”[6]。同时，在校学习期间通过实习养成的刻苦耐劳的性格品质，也能在毕业以后为深入农田做好心理准备和身体条件。因而，在日常教学中，他经常带学生进入果园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以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使学生学得广，学得深，学了就能用，也因此，他被学生亲切地称为“章妈妈”。也正是在这种教学理念的指导下，章文才在1941年先后招收的贾麟厚、陈俊愉、李家文等三位研究生后来都成为我国知名的园艺学家，其中陈俊愉还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www.xing528.com)
总之，农业是一项“滴血滴汗”的辛苦劳作，学农的人也必须养成吃苦耐劳的品质，将来才能指导农业生产或者亲自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章文才认为：“学习农学和从事农业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农的人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种资格方能成才：（1）志趣在农并且要有服务牺牲的精神；（2）能忍苦耐劳、餐风饮露；（3）最好自己是出自农家或生长于乡村者；（4）要有忠诚的品性和健全的体格。”[7]不仅如此，他还强调，有了这些资格以后，还要肯“身历艰苦，自始至终去服务农村，凡是有救中国救农村的心愿非亲自下乡去干不行”。因此，章文才奉劝准备学习农学的人，在报考之前要认真考虑几个问题：“我配不配去学农？我情愿不情愿去学农？我学农的目的在哪里？我喜欢学习哪一科？哪一科目同我的本乡本省本国有什么重要关系？我要进哪一所学校，才能够使我的志愿有成全的希望？只有把以上几个问题逐条想清楚想明白了，才可以决定考入哪一所学校，等到进入学校以后，就当尽心尽力地努力学习，乐意劳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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