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教育强国,西北联大教育思想

辛树帜^[1]从小受到梁启超《中国魂》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他在1910年时所写的一首诗里即有“陆合暗风烟，强邻逼外鄙，国仇深九世，未雪男儿耻”的表述。在其日记中也有“余生于光绪甲午年，即中日战争失败之年也，自有知识以爱国自许”的表述。^[2]在这里，强烈地表达了他对民族积弱、强邻压境的忧虑和立志雪耻的凌云壮志，这是他走上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之路的一个起点。

他于1915年秋，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时，他立志高远，刻苦钻研，努力使自己成为在学术与教育方面有所造诣的人。当时，受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等老师的教诲，同学中有章伯钧等互相鼓励，加之受辛亥革命民主思想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强国梦想在其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于是，他决心振兴祖国，以教育和科学昌明政治，解万民于倒悬。1919年春，辛树帜得到家乡临澧县政府的100元津贴，随同学到日本考察了一个月，这次考察使他对日本及西方的社会和发达的科学教育有了亲身感受。1919年秋，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决心赴欧洲留学。为了筹措出国留学经费，辛树帜在长沙明德中学、长郡中学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生物教员，节衣缩食，积攒资金。这一时期他在教学中，既注重学生课堂知识的讲授，又注重引导学生从社会实践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课外还经常带领学生到岳麓山、衡山、庐山等地去采集各种生物标本，由此激发了不少学生的兴趣。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学生后来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并成为各领域的知名学者与专家。

辛树帜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经过4年的工作和艰苦努力，省吃俭用，积攒了2000多元钱，便于1924年赴欧留学。他先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生物学，第二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研习植物分类学。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导师笛尔斯博士（Dr.Diels）曾告诉他，中国广西瑶山地区，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在动植物分类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他予以关注。老师的话激发了他对广西瑶山考察的兴趣。^[3]1927年冬，正在柏林大学学习的辛树帜，突然接到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正副校长戴季陶、朱家骅发来的电报，希望他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寄给他2000马克做路费。^[4]接到电报后，辛树帜颇为犹豫，因为他本想在柏林大学再深造一二年，以完成学习计划，但因戴季陶、朱家骅代表中山大学一再来电催促，又寄来路费，盛情难却，就只好先踏上归国路程。

回国后，他不忘科学教育强国的初心，一心想的是如何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无意从政。加之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时老师笛尔斯让他关注广西瑶山调研的教诲与指导记忆犹新，于是他婉辞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委任，并再三向戴、朱两人恳切说明自己请辞的理由，解释说：“我国地大物博，素为世界所重视，但是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历来所见关于中国生物之记载文献，大多出自外国人之手，尚未看到国人自己做的相关精密调查。而西方人所记载的文献，其中虽不乏佳作，但也有居心叵测者为本国利益搜集资料，以为侵略我国做准备。长此以往，听其深入我国各地从事采集调查，不仅丧失国家主权，还是国人莫大的耻辱！因此，今日欲求我国学术之发达，查明各地物产实际情况，以供国家开发之参考，实属当务之急。”^[5]

1928年5月，中山大学决定由辛树帜带一考察团向当时人迹罕至的广西大瑶山、大明山进发，考察队自5月10日至8月中旬，对瑶山的动植物资源、历史、语言、民俗进行了为期3个月深入细致的考察，当时参加人员有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等人。瑶山是中国乃至世界动植物资源的宝藏，也是当时我国西南部的一个神秘领域，就连当地人也很少进入。为了采集到尽可能多的动植物标本，辛树帜等人攀险岩、穿蓬蒿、钻竹林、斗恶蜂、避山蛭、躲毒蛇，战胜诸多难以想象的艰苦。白天，他们在山上兴致勃勃地采集动植物标本；晚上，他们回到山村，访问民间风俗。采集民歌民谣，在昏暗的油灯下，标注少数民族语言。^[6]第一次调查后，同年11月辛树帜又组织大家对大瑶山进行了第二次考察，考察的区域范围比第一次翻了一番，直到1929年2月才返回学校。两次考察共采集标本6.4万件，计有植物近1000种，30000份；哺乳类动物40余种，100余份；鸟类210种，近4000份；爬虫类40余种，500余份；两栖类20余种，300余份；昆虫600余种，2000余份，其中鸟类中有60多种是首次发现。另外，还有瑶族服饰类物品数十件，以及整理的当地风俗、民俗习惯记录《正瑶舞歌》《甲子歌》《瑶山两月视察记》《瑶山采集日程》等大量资料。^[7]辛树帜领导的对大瑶山等地调查实开我国大规模采集之先河，意义非同小可。对于辛树帜等人所进行的科学考察，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给予高度评价与称赞：“他们对学问的热心和勇气使他们不以在生物学上开一个新纪录为满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个新纪录。”并称此项调查“真是一件大功绩”。^[8]以辛树帜的大瑶山采集为基础，中山大学建起了比较完整的动植物标本室，不仅培养了大批从事动植物研究的专门人才，而且扩大了中山大学的影响，使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在国际生物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2年春，辛树帜由广州中山大学北上南京，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处长。次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处扩充为国立编译馆，辛树帜任该馆馆长。这一时期辛树帜不仅审查发行了大量大、中、小学教材，还统一整理、审定科学名词，使许多从外国音译过来的同物异名科学名词，在我国有了统一的名称，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教学、科研和中外文化交流。此间他还主持编纂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教育年鉴》，主编《黄河志》等，为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www.xing528.com)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从国家战略高度大力推进西北开发建设，辛树帜积极响应。在开发建设西北的热潮中，诸多仁人志士或个人或团体组成各类考察团，前往陕西等地考察，辛树帜也是其中之一，并积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和国家开发建设西北战略，置身两所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先后担任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国立西北农学院院长）、国立兰州大学校长。

1932年，辛树帜前往陕西考察过程中被黄土地那深沉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广阔的开发前景深深地吸引，并迷恋上了当时还比较贫瘠又充满生机的这片黄土地，从而产生了置身黄土地、建设大西北的宏伟构想，由此他的人生也开始了新的重大转折。

但是当时，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饿殍载道。据史料记载，1928—1932年，由于旱灾、蝗灾、狼灾和瘟疫流行，死亡达300万人。^[9]灾荒最严重的1929年，灾情波及全省80余县，截至该年11月死亡250万人，外逃40余万人，灾民535万余人。^[10]面对此情此景，辛树帜首先想到民以食为天，想到要发展农林牧业，他认为“开发西北，道在其中矣”。而要发展农林牧业，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达关键又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当时偌大的西北地区竟没有一所高等农林院校，由此，他萌发了在西北创办一所农林高等院校的设想。这个想法一提出，便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和赞赏，特别是陕西籍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杨虎城、焦易堂等的鼎力支持。1932年5月，戴季陶、于右任、张继等人在西安发起并起草了《筹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其计划首条即为“先办国立农林专科学校”，1932年10月，该议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27次政治会议决议通过，并在329次政治会议中决定除原于右任、戴季陶、朱家骅、焦易堂、邵力子等筹委外，加推杨虎城、辛树帜等人为筹委会委员，集资在武功杨陵营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1]1934年3月，学校筹委会公推于右任为校长，但由于事实关系，于右任并未到任，但实际工作在筹委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截至1936年7月，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工作结束，这样，国民政府教育部遂任命辛树帜为校长，同年8月1日，辛树帜到校履职。^[12]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西北农林高等教育事业自此开篇，走向辉煌。

之后，辛树帜为学校事业、为振兴大西北、为科教强国梦想奔走呼号。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京津高等院校纷纷内迁，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国立西北联大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国立西北农学院，继续聘任辛树帜为国立西北农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辛树帜不断学习政治理论，改造思想，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强国、科学强国的梦想才能真正变为现实。1950年，他受命重掌新生的西北农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