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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优秀科学工作者培养成果

时间:2023-08-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据岳先生的一些学生回忆说“岳先生常和学生在他的家中谈论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大事,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岳先生从领导岗位上深刻体会到师资缺乏和师资的业务水平不适应新教学计划要求的困难情况,认为师资培养是“学校今后教学工作发展的基础”,“必须作长远打算”。岳先生充分认识到在高等学校正确处理教学与科学研究之关系的重要性。

国家优秀科学工作者培养成果

岳劼恒先生的教育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对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师资培养、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上。

抗战时期,他主张,“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课,而且更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要树立爱国、报国、救国的思想”。据岳先生的一些学生回忆说“岳先生常和学生在他的家中谈论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大事,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岳先生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学习和活动,思想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明确地提出了培养学生的具体要求,认为:“要培养出数量足够的、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热心为人民服务的,并能熟练地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优秀科学工作者”“在综合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的工作中,要培养出能独立思考、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合格人才来”。对于习文、习理、习工间的关系,他也有正确的见解,认为:“对于各种科学,应一体重视,不应有所厚薄”“照顾国家社会的需要,习工多于习理,诚为应加鼓励与赞助者,但不能轻视理论科学,理论科学不发展,应用科学根本不能发展。……所以我们不能反对多数的青年研究自然科学,必须提倡同样多数的青年研究社会科学;赞助大多数对自然科学有兴趣的青年,研究应用科学,但必须保留一部分意志坚定脑筋清楚的青年,学习理论科学。为国家前途百年计,非如此不可”。[12]这是他对国家建设事业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辩证关系的正确见解。

对专业设置,岳先生认为,大学的专业设置应“依照国家建设对各种人才需要的缓急和各校所在地区的特点,结合校内具体条件,兼顾需要与可能,并尽量发挥潜力,积极创造条件,以求满足国家建设需要。同时,根据各校发展方向与地区特点,从全国范围内进行适当分工”。他又根据当时的情况做了具体说明:“目标过狭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能成一完整体系的专业暂不设置;带有地区性的专业目前需要不多、条件不足、考虑调整集中;学生来源有限,条件不完备,而设置较多的专业考虑调整集中;国家建设需要虽大,但条件太差,也应少办;目前缺乏条件,但为国家建设所必需的专业及早创造条件;需要量不大,条件又不好的专业隔年招生。”[13]

依据这些思想,岳先生在1953年对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省的情况做了具体的分析,并对西北大学的专业设置做出了全面的规划和安排。除稳定大多数系的原有专业以外,还在生物系设置了植物专业,地理系设置了自然地理专业,地质系设置了石油地质专业等,使西北大学的专业设置更符合于国家建设的需要。

在师资培养工作方面,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存在着师资缺乏和师资业务水平低的严重情况,对于西北大学来说,情况更不例外。特别是1953年贯彻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精神,要按照新教学计划开出课程,师资的培养和教师业务水平提高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岳先生从领导岗位上深刻体会到师资缺乏和师资的业务水平不适应新教学计划要求的困难情况,认为师资培养是“学校今后教学工作发展的基础”,“必须作长远打算”。学校各级领导都必须大力去抓,“要在全校范围内,照顾到三五年内发展的远景加以通盘的筹划,制定各系的培养计划。……各级领导要督促检查执行情况”[14]。(www.xing528.com)

为此,他提出了师资培养与教师业务水平提高必须依靠自力更生、校内培养为主的方针和校内外两条途径解决的办法:在校内,他提倡有经验的老教师带领中青年讲师、助教进行业务课研究,提倡老教师关心和爱护中青年教师的成长,支持他们的工作热情;中青年教师要认真、虚心、诚恳地学习和接受老教师的教学经验,要利用教研组这个组织形式,通过讨论的方式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

岳先生还认为:应选派“身体健康,学习积极,有培养前途和有一定基础的青年教师外出进修”。他指出:“具有这些条件的讲师、助教大都在校内已担任繁重的教学工作,但我们必须作长远打算,为了将来专业课的开设,现时必须抽出一部分人力出外学习,不然的话,我们师资的困难将永无解除之日。”在他的积极支持下,各系都有组织地选派了一批教师参加苏联专家举办的讲习班、研讨会,参加国内一些学校举办的暑假讲座,到国内外有关高等院校和相关科研机构进修学习。对于出外学习和进修,岳先生还提出了明确的目的,即“派遣教师外出进修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直接解决某一课程的困难,参加进修的教师,在进修期满后,应能对本课程有全面系统地了解,熟悉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回校后,经过短期准备,即能讲授该课程”[15]。他还要求“出外进修的讲师、助教,要加强报告制度,使与我校的教学工作不致脱节,以免流于为个人兴趣进行学习的歧途”。

岳先生充分认识到在高等学校正确处理教学与科学研究之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在高等学校中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在生产部门里要想提高技术水平,离开了科学研究,是没有另外的路可走的”。他又指出,“在高等学校中,做不好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就缺乏必要的基础。仅仅满足于教学任务的完成而不参加科学研究,对问题难以深入理解,不能真正掌握科学工作的方法和理论,也就不可能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他进一步指出:“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一方面有可能把研究成果引用到讲授中去,引用到实验室中……而更为重要的,教师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工作中,必须进一步熟悉有关的理论知识,掌握有关实验技术……这必然能巩固基础,扩大眼界。我以为这是科学研究提高教学的重要方面,其重要性远远超过把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中之上。即使研究没有正面的结果或者还没有得到结果,只要严肃地切实地进行工作,无论对于科学研究有基础的老年教师,或者初次参加的青年教师,提高教学的效果是肯定的”。[16]

对于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相矛盾的情况,岳先生认为这毕竟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只要适当安排各级教师的力量,就可能同时解决科研和教学两方面的问题。他把高等学校的教师分为三类,并提出了具体的安排意见。第一类是有专长的各行专家,在业务上有较深厚的积累,对科学研究有一定的经验和成绩。在科研方面,他们应“重理旧业”,至少参加和旧业相近而为当前教学理论、生产建设所急需的研究工作;第二类是科学基础好、教学成绩好、年轻力壮的副教授和讲师级的教师,他们在准备或担任专业课的同时,应当积极准备他们的科研工作,把科学研究的题材和所准备或担任的课程密切结合起来;第三类是新参加教学工作的助教,他们一方面要担任一定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要巩固基础课和熟悉实验方面的操作技术。在完成一定的教学任务之外,应当在第一、二类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较简单的研究工作,当好助手。读一定的参考文献,准备一定的实验装备,由浅入深,由简到繁,逐步达到能够独立工作。所谓师傅带徒弟,就是这个道理。对于这些青年助教,学校也不能把过重的教学任务交给他们。每周应当有一两天的整段时间,可以从事研究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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