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诵明既有在民国时期参与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的医学教育、创办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实践，又有接收和改造南满医科大学的医学管理实践，因此他对旧医学的改造有独特的感受。
他的旧医学教育指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医学实验馆开始，至1949年民国结束，持续了48年。其教育成就主要是养成医师20000人，药师2000余人，护士13000余人，然而仍然是杯水车薪。“据近年的统计，患急性和慢性传染病的人约有1亿人，因此而死的每年达五六百万人；婴儿的死亡率更是骇人，约在30%至50%之间；我国人民的平均年龄最多也不过38岁。医师既少，大多数又都集中于城市，广大的乡村人民不患病则已，一旦患病，除求神问卜外，简直得不到正式医师的治疗，任其自生自灭，听天由命”[5]。他指出：“旧医学教育何以成效甚微，主要的原因不外两端”：
第一，“反动的统治阶级徒知剥削自肥，对于人民的疾苦灾害，向来漠不关心。虽然，在40余年间办了42所医药院校（包括私立13校，军医学校不计在内）”，但是“经费是否足用？设备能否合于条件？师资如何培养？每年能养成医师若干人？均无通盘周密的计划。人民的急迫需要何在？自然更不在彼等思虑之内”。[6]
第二，“医学教育制度不良，也是不能收到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主要包括：一是“教学没有、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目标，学成以后，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只是为求技术而学技术，一部分前进人士，就是有这种观念，在那种环境里面，事实上也不可能任你去永远为人民服务”。二是“没有树立独立自主的医教体系，学制也好，教材也好，大多数不是抄袭英美，就是效法日本，适合于国情与否？很少注意。少数学校还有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教员讲课，学生笔记，不是满口英语、法语，就是满纸德文、日文，殖民地式的教育，表现得充分无疑”。三是“旧制医科分专科学校和学院两级，都招收高中毕业生，专科级五年毕业，学院级六年毕业，但也有延长至七年八年的”“粗制滥造，固所不许，徒知提高而不知普及，斤斤于年限之长，也是太不切合实际”。“这是既往近50年旧医学教育的缺点”。[7]那么，如何改革呢？
第一，“不论高级的医科药科，或中级的医助、护理、助产，第一、二学年列有社会科学，每周各二三小时，复设有医学概论（或药学概论）一科，授以医务人员应备之道德，公医制度和医学发展史，使学生于入学后即奠定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www.xing528.com)
第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医学教育，一切均由解决广大人民的发病痛苦出发，基础科目服从临症科目，临症科目服从现实需要，教材由中央统一编审，以期适合国情，对于欧美医学，必须批判后始予接受”，另外“尤须以‘预防为主’”。
第三，为早日解决广大人民的疾病痛苦，在“质”“量”并重的原则之下，缩短年限，医科由六年减为五年（内、外、小儿、妇产四系）或四年（眼耳鼻喉、牙医、公共卫生三系），药科一律定为四年（第三学年起分为药剂、药化、生药、分析鉴定、制药工程五系授课），中级的护理、助产教育由三年减为二年，并创办二年制的医助学校，培养大批在乡村之医务佐理人员，另外要“听、看、做合一，教、学、用一致，使理论联系实际，年限虽然缩短一二年，质不仅不致降低，反而可能提高”。
第四，在通专教育方面，主张推行“专科重点制”，认为“旧制是非专科无重点的学制”“旧制高级医学教育的内容，各科并重，是培养通才的”，亦即“即使将来专攻牙医的人，在学生时代，他要学妇产科手术……这岂不是学非所用，浪费时间”，故推行“在学生时期开始专科化”。
第五，为配合五年内每县成立一卫生院，五年内每区有一个卫生所的目标，提出“中级医学教育的重要性较诸高级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认识，主张除在医学院校内附设二年制高级专修科外，拟委托各大学工学院代为训练卫生工程人员，“使毕业生能担任乡村的防疫和简易的治疗工作”“特别加重公共卫生”，助产学校毕业生“负有接生及训练妇幼保健员和旧产婆的双重任务”，另外还要加强初级卫生人员的短期训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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