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蒸认为:“师范教育负培养中小学师资的重责,为整个教育制度的核心,必须确立独立完整的师范学校系统”。这是鉴于晚清民初师范教育曲折发展的历史背景提出的命题。
晚清,师范学校分高级、初级两级,高级成为优级师范学堂,训练中小学师资。省城设优级师范学堂,州县设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附设中小学和教育博物馆。民国初年,大致沿袭旧制,只是将优级师范学堂改称高等师范学校,并定为国立和分区设校。1918年至1919年间,师范教育忽呈动摇状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18年改为东南大学,各地纷纷随改,仅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仍袭师范性质,改为北京师范大学。然而,随即亦有取消北京师范大学的提案。师范学校随之发生招生困难问题,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始有师范教育的复兴。李蒸引述佘家菊等人的观点分析其原因认为:一是“由于师范教育不良,致使人根本蔑视师范教育”;二是“由于师范教育功用不明”,“多不谙师范教育之价值”;三是“教育大权落于不谙教育者”。由此,导致10余年的师范教育低潮。抗战胜利后,一度对北平师范大学是否复校,也曾波折四起。李蒸甚至为了便于影响高层,不惜屈就三民主义青年团副书记长。李蒸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任内,曾致函教育部指出“当此国难期间,教育救国,为刻不容缓之图,培养师资,尤为教育根本,不可一日中断”[4]。(https://www.xing528.com)
抗战期间,在普通大学之外独立设置国立师范学校,或稍后的分区设置,成为“师范教育步入一新时代之象征”。李蒸特别区分了普通大学与师范学校的不同特征,即:“普通大学以学习知识及研究学术为主,师范生则除学习知识外,必须时刻记住其所学之知识,乃为传授于他人者,此中教材之选择、编辑均有特殊之处。至于研究方面,师范生必须注意教育的研究,即站在教育的立场从事科学研究之意。”另外,“师范生的责任,在培养学生的人格,所以其本人所受之训练,在发展完全人格方面,应多于知识之学习与传授知识的方法方面。因此,可知师范教育实为充任教师所必需的专业训练,非普通学校可以胜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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