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蒸是我国师范教育的奠基者之一，因此他对战时师范教育有独到的见解。他在“九一八”之后的1932年即指出：“自‘九一八’巨变以来，国事飘摇，危如累卵，忧时之士，大声疾呼，或曰救亡当自修明政治始，或曰救亡当自整顿军备始，或曰救亡当自开发实业始，而探本之论者，咸谓民族之托命在教育，教育之本源在师范学生。”这是因为“今世民族与民族间之竞争，乃构成各民族诸分子，全体文化、体格、道德各方面之总比赛，非只决胜负于疆场也”。从历史上来看，“教育之滥觞甚古，其支撑民族生命之功绩甚伟”。1929年，教育部编制的全国教育统计观察也证实李蒸对“民族之托命在教育，教育之本源在师范”的判断，以致“国人现代生活知识之获得，与文化程度之提高，大抵皆过去师范生之功也”。[1]
类似的论述，还有在《战后中国师范教育方针》中关于“师范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母”的说法。他认为：“师范教育乃是一切教育之母。因为有师范教育而后有教育，要教育办好，必须有良好师资。学校为教育的中心，其构成要素有三：一为教师，一为学生，一为设备……但后两种基本条件的完成，大部分要具备头一种基本条件。换言之，一个学校的成功，主要的是师资的健全。就一个学校的本身来说，已经充分说明师范教育的重要了”。然而，师范教育的重要性绝不仅仅限于一所学校的狭窄范围，其意义要远大于此。李蒸认为：“师范教育为复兴民族之基本，必须能担负起继往开来之责任。对于固有民族文化要能承继与传递，对于世界科学思潮要能吸收与消化，并特别负有促进科学普通化的使命”“就国家民族来说，师范生实负有承继与传递本国固有文化的责任，同时亦有吸收外来文化与创造新文化的责任。我们知道文化的绵延是要国民一代一代地继往开来，而这种能力是从教师身上学习而来的。充任教师的人，必须自身了解文化，然后方能传播文化。尤重要者，师范教育近代被称为精神国防的堡垒，亦即民族精神与本国文化的保障”。[2]此外，“师范教育”只有由“中央政府通盘筹划，大力支持，方能发挥其维护民族精神与固有文化之使命”。国家主导的“抗战时期各级学校迁到后方”“联合设校”“设置国立师范学校”，均系“战前所无者”，这是战时教育的一大特征。战后应该继续“由国家统筹师范教育”，因为“精神国防的重要性实不减于军事国防”。[3](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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