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全面的、长期的，首先必须帮助国民树立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然后民众才能自愿参加到民众组训中去，进而做到：（1）后方的民众，确知国家是整个的，不以暂得安全为侥幸，极速准备，参加民众组训；（2）战区的民众，确知国家是靠自己来保卫的，不只做逃离避兵的打算，踊跃参加民众组训；（3）失地的民众，确知国家不是暴力可以征服的，只要自己不屈服，不做顺民，乘机图恢复，秘密进行民众组训，才算是全面的抗战；（4）全国的民众，都能深信国家是不会灭亡的，确实了解“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真正意义，不希望讲和，不愿意苟安，父昭其子，兄勉其弟，继续努力参加民众组训，才算是长期的抗战。黎锦熙认为，只有具备了这四个心理的条件，民众组训的工作自然能够普遍而顺利地进行，并且事半功倍，切实而有效。
那么，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是什么？应该如何建立呢？这只需看一看抗战期间，知识分子和不识字的老百姓之间不同表现就可得知。全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为什么大都自愿去做前线或后方的抗战工作，原因就在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之深浅有无而已。这种意识和观念就是建立在平时的看报学习等过程中，或者至少每天打听一点战事新闻，这种活动无形而逐渐地把这种意识和观念培养起来，不识字的小老百姓们，大多数连日本在哪里？本国有多大？等等事情都不知道，他们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从何而“有”？单靠政府的社教团、学生的宣传队、小空间的容纳、短时间的听受，一时兴奋，逐渐忘怀，所见所闻，更无此物，试问他们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从何而“深”？尽管实行强迫入学的办法，但是有机会直接听讲受教的民众也还是极少数，那么，这种社会教育又从何而“普”？所以，黎锦熙认为，社会教育要办得经济，减轻“用力难而收效少”的困难，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急速办到人人能够自动地读书阅报，至少人人能把看一张通俗小报当作每日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成分。[1]
社会教育，应尽量利用“注音汉字”刊物，以缩短学习期限，增加阅读效能，使民众对于民众之组织与训练有真切的认识与信念。社会教育中的识字运动已经帮助教育者认识到“缩短学习期限，增加阅读效能”的必要，但却把1935年特为“缩短学习期限，增加阅读效能”而铸造推行的“注音汉字”不能继续推行利用。为切实有助于民众组训和提高社会教育的工作效率，黎锦熙从“汉字注音”这一角度提出了四条建议。一是1936年教育部编印出版的“民众学校课本”，就是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促进注音汉字推行办法”执行，所以今后民众课本，无论部编、自编或出版者所编，以及其他一些民众刊物，继续以此为例，将所有文字完全用“注音汉字”印刷。二是1935年由教育部支款2万元铸造之“注音汉字”铜模，是印刷此种课本及一切刊物小报的唯一的工具，应设法从北平上海两地运出，统制推行，赶铸铅字。三是关于“注音汉字”的主旨和教学方法，应避免教育界的误会而重点参照国语推行委员会的解释，即注音汉字是以注音辅助识字，在训练师资时只要汉字旁边所标注的注音符号之读法、拼法没有错误即可，对于声调等不必依照国音标准的声调教学，因而，不会增加民众识字运动的负担；注音汉字以辅助识字为主要目的，而以统一国语为附属目的，在师资训练时只要对于汉字旁边注音符号拼读无误，即能自行利用注音符号以拼读本地方言，遇必要时可同时标注本地读音和国音，前者用于教学以适应本地儿童及民众，后者仅用于显示全国语言统一之路。四是严令全国社会教育人员的训练机关，必须严格按照“社教督导员训练班”要求做起，必须以最少之时间，一律将注音符号之读法和拼法练习，按照上述两条之主旨，以能读出“注音汉字”旁边所注之音为限即可，便于在推进社会教育工作时能尽量使用“汉字注音”的刊物。(www.xing528.com)
总之，应使全国皆知，“汉字注音”在社会教育的推进中，“贯彻辅助识字之主旨，实收扫除文盲之全功，缓急轻重，适当其时，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教育与民众组训之间的一座桥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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