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教育思想：培养国民道德是最重要的

清末民初以来，各种新式学校逐渐兴起，社会教育的形式和途径也多种多样，特别是北伐战争胜利后，社会逐步趋于稳定，社会教育在组织形式和教育效果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类社会教育主要围绕以下五个目标开展，即提高民众知识、增进民众职业技能、训练民众熟悉四权、注重国民体育及公共娱乐和培养社会教育的干部人才。^[4]但是，社会教育是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涉及教育主体、教育对象、教育方式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即便有了这些宏伟的目标，但实际从事社会教育的人还是常常感到千头万绪，找不出一个工作的重心。从何处着手确是世界范围内从事社会教育的一个棘手问题。一些人从社会问题入手，针对社会上“愚、贫、弱、私”的普遍问题提出了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但是实施下来，还是感觉范围广泛且不易取得效果。斯宾塞把人类的活动分为五大类：（1）于自身存在上有直接关系的活动；（2）以生活的必要于自身的存在上有间接关系的活动；（3）关于种族繁殖的活动；（4）关于维持社会及政治关系的活动；（5）闲暇时期以满足兴趣感情的活动，据此提出生计、语文、健康、公民、休闲的五种教育。巴比脱又将人类活动分为语言文字的、职业的、公民的、健康的、家庭的、社会交往的、休闲的、普通技能的、智力的和宗教的十大类，于是就有语文、生计、政治、健康、家庭、社交、休闲、艺术、科学和精神十大类教育，这种方法的初衷在于针对每一类活动都给予教育的机会，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还是苦于找不出它的重心和着力点。

针对这个问题，刘季洪结合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思想和社会教育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指出：“社会教育的设施应以培养国民道德为最切要者。”^[5]道德是行为的规范，人类一切行为的决定，一切生活方式的倾向，都取决于道德的观念。德性可以决定行为的结果，也可以评定一个人的善与恶。所以，刘季洪认为：“社会教育之于道德的培养极为重要，而且人的德性的培养仅需下一次功夫便能终身用之不尽，其他的知识技能只能运用于一处，而道德观念的运用可以决定人的一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因而，社会教育的设施必须以培养国民道德为扼要，只有树立了良好的国民道德素质，民族才能复兴，国家才能富强。”^[6]纵观国外可以发现，欧美各国无论国家是民主还是集权，他们的社会教育和民众训练都非常注重道德的培养，英美各国以文化的陶冶为主，辅以文学、哲学、史地等学科来培养国民生活的高尚；民众教育最发达的丹麦则通过文化的熏陶来塑造国民的道德；德、意、苏等国家的社会教育也是特别注重于国民精神的训练。中国的教育自孔孟以来也是历来注重道德和精神的塑造，但是鸦片战争后，外族的侵扰和列强的压迫使得原有的道德体系崩溃无遗，而旧有的通俗教育、平民教育和民众教育也未能给社会教育立下一个根深蒂固的道德基础，因而，当前的社会教育要以此为重点。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明确指出：“社会教育应以德育为重心，并详细阐述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之间的关系，即学校教育应以实施智育为其本分，由此而及于德育和体育；家庭教育应以体育为其本分，由此而及于德育和智育；社会教育应以实施德育为其本分，道德是为组织的灵魂，由此而及于智育与体育”。^[7](www.xing528.com)

道德本身也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社会教育要培养的国民道德应该着重哪些方面？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呢？基于这些思考，刘季洪结合历史背景、国民性和时代的适应性，进一步指出，可以将“青年守则”作为国民道德的共同标准。青年守则内容包括：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他认为：“这十二条青年守则是我国固有道德的精华，世界其他各国对于德性的标准也大都不能出于这十二条的范围，我们以此确定为国民道德的标准，基于此而开展的社会教育必能促使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事业蒸蒸日上。”^[8]总之，社会教育的施行，无论机构的多寡和方式的多样，重要的一点必须是以国民道德的培养为其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