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胜利后，社会生活暂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国民政府和教育界的大力倡导下，社会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仅1928年到1929年一年的时间，全国教育机构从10773所增加到64232所，教育经费从3632466元增加到13030337元，教育人员从14495人增加到101203人，这些数字真真切切地反映出社会教育不断扩充的事实。[11]但是，仅从国家4亿人口中3.2亿人不识字这一事实来说，无论这些社会教育办理成效如何，其推进教育的效果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社会教育设施之数量和国家之需要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在另一方面，从学习效果而言，一个人在民众学校学了1000个字是事实，但能确保他都能应用吗？一个人在讲演会上听了一篇讲演或在展览会看了许多展品，这能够对他的日常行为产生积极向上的改变吗？一个人学了一些基本的技能和一点普通的科学常识，这能够提高他的生产力吗？更何况，从事社会教育事业的人又有多少受过专业的训练？事实上，各省、市、县办理社会教育的人多半是普通教育界的人或从来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的人。[12]社会教育的实施机构本来就少，再加上办理社会教育的人又多无专业的基础，可想而知，社会教育质量的效果实在难以保证。以至于时常听到有人批评社会教育的路是走不通的，更有甚者说社会教育机关是养老院，导致许多人对于社会教育不满意，甚至有了成见，这又反过来成为推行社会教育的绊脚石。
对于社会教育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李蒸认为，这其中既有社会原因，也有社会教育事业本身的局限，着重表现在四个方面[13]：一是社会教育本身的困难，表现在实施范围大、实施标准缺乏、对象复杂控制不易；二是人才方面的困难，表现在教育人才的极度缺乏和培养方法的困难；三是经费的困难，国民政府实施“裁厘改统”以后开展学校教育的经费都已无法保障，再要想使各省、市、县的社会教育经费达到10%～20%的标准更是难上加难；四是很难引起一般人重视社会教育，成年民众自我怀疑而不能主动去接受教育，教育人士对社会教育存在偏见而消极诽谤，政府官员因社会问题太多而不能专门顾及，这些困难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教育只能是消极的维持现状。(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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