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社会教育的推行通常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设置独立的社会教育事业，如由各级政府建立的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博物馆、教养院等专门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固定场所，另一种是由各级学校及社会机关兼办的社会教育事业，如一些大学开展的各种短期训练班、各种识字班、各种讲习会、各种宣传队、各种展览会等。至1938年5月，教育部制定的《教育订定之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中更是明确规定各大学必须兼办社会教育，并且要各校当局认识学校应与社会沟通及学校应为社会服务，要求专科以上学校应尽其财力至少为数省或一省服务。[6]因此，办理社会教育也成为大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人才培养。对于大学兼办社会教育工作，李蒸总结了四类易于办理且易于取得成效的途径：一是办理各种讲习班、讲习会和补习学校；二是办理函授班、通讯研究班或个别通讯教学；三是与地方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合办社会教育事业；四是组织宣传队、展览会、讲演会等活动，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使用最多、也最实用的途径。[7]以上四类社会教育事业的方法对于大学而言都是很容易实行的，只要能在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的指导下认真执行，就能为社会教育工作的推进做出重要的贡献。
抗战时期，多数大学从北平、东南沿海等大都市迁移至西北、西南等偏僻的乡村，由此为大学提供了开展社会教育事业、为农村服务的最好时机，由知识分子深入民间领导开发和建设，能够很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各项事业发展。对此，李蒸提出：“各大学行政当局要按照政府的指示，认识清楚服务社会的责任，对于推行社会教育要各尽其最大的努力”。[8]无论在北平主政北平师范大学期间的乡村教育实验区、平民学校，还是在城固主政西北师范学院期间的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李蒸对社会教育的重视始终未因时局和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减退，一直把办理社会教育作为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这项工作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心目中，“如果不能赴前线杀敌，就应当尽自己最大的责任与能力在后方服务以增进国家的抗战的力量，而服务的方式以兼办社会教育为最简单易行，这也是大学同人报国的最好机会”。[9](www.xing528.com)
李蒸之所以大力提倡大学兼办社会教育，目的不仅在于提高全民知识文化水平，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还可以为大学生提供一个接触社会的实习机会，从而“乘此时机利用环境为大学教育方式开辟一个新的纪元”。对此，他进一步解释道：“战时的大学教育不要完全在大学校园内，关闭在图书馆与教室中，高谈学理。应当分出一部分时间或一年的时间到社会上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根据由做而学做的原则，办理切合实际生活的教育。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在抗战时期，都要离开学校，由教授带领到社会上去做实习生，政府方面不但要全部予以实习的机会，并且要利用这一大批人才加速完成西南、西北各省的铁路与公路，以及工商业的开发与国民教育的普及，等到抗战终了后，这一批大学生再回到大学来完成学业。这样，大学不但尽了兼办社会教育的责任，同时也改进了自身教学的方式，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10]而这些，也正是李蒸“教育社会化”和“社会化教育”教育哲学思想的深刻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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