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我国经过长期战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极大之变迁，教育既须适应社会潮流，自当亟谋改进。“我们目前极应抱残守缺，继续发展、力求充实，第一先恢复旧观，然后再逐渐进步。凡此种种，均为吾辈受高等教育者，对于国家民族当前极重大的一种使命和任务。”其改进的主要内容有[3]：
一是战后“所定教育宗旨，非失之过度抽象，流于空洞，即失之过度具体，胶柱鼓瑟”“颁行虽久，绩效未宏。今后似当调和二者之间，本简单、明了、实用三原则，易过于具体之列举为概括而抽象之列举，至所改定之条文亦应与宪法相符合”。
二是认为“欲使教育渐趋完善，则逐年逐项，大小预算之确定，现在仍然还是很迫切而需要的，因为计划、预算、准备这三者，是必不可缺少的，直到现在，实际上也还是迫切需要的”“大学之经费分配与特殊补助，应尊重宪法均等精神，以谋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推广边地教育，大抵一国之独立统一，全赖国内各宗族间在文化上有共同基础。我国边地教育素称落后，欲树立文化上共同基础，非积极发展教育予以特别扶助不为功”。(www.xing528.com)
三是改进训育制度，“各级学校训育方法应彻底改革，使训导与管理从此能发挥相得益彰之功效。大学生之德育基础大致已形成于中小学之教育生活中，唯社会习俗与环境风尚亦有左右之人心之力量。外铄式之强制管理，在中学阶段已非至善之策，若施诸大学，尤非所宜。盖大学生之理智生活自较中学时代益为强烈，其在理智方面应有之满足亦更为需要。训导属于人格感化问题，重在人与人间道德人格之接触，有伟大之人格，即可影响整个之行为，有良好之诱导，即无繁杂之章则，仍能培育优良之学生。为教师者，应以身作则，且须确实了解青年心理，使其于潜移默化之中收人格感化及人格陶冶之功效。我国一般学子，大率缺乏自治自助之精神，仅重摹仿与接受，少有自动与发明，传统训练教师方法之不良实为重要原因。故今后教师主要之任务，应为指导与鼓励学生能做自动之学习，自发之行为，并具有自行组织之能力，以养成其独立的自治的自主之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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