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种状况，陆泳霓提出：“在可能范围以内，设法补救，以为对外战争之精神的补助。”比如，“减少教室工作，使教员多作公开演讲，使学生多作时事研究，此等尚不难做到也，譬如各处之防御工程，工作劣而费钱多，工科学生即可为之研究。前线之伤兵到站，医生少而药物缺，医科学生即可为之调护。又如食物缺乏，如何补救，物价增长，如何调剂，药料不足，如何制备，此皆大学应作研究者也”。另外，“时事问题讲座，大学内尤须设置，例如战事如何开始，平津如何退出，南口如何失守，雁门关为何放弃，上海如何沦陷，南京如何撤退，黄河长江布防何以失利。又如同一购买枪炮，何以日本的枪炮猛利，而吾国的枪炮不猛利。诸如此类之各种问题，非但民众不能了解，即大学生亦甚少认识，固非有讲座为之研究不可。盖失败不足忧，失败而不知其所以然，斯足忧也”。
再如推进社会教育，也是补救战时教育的有效措施。陆泳霓指出：“吾国未行国民教育，致汉奸甚多。然则对大众之演讲宣传，亦大学之责任也。某省当局对人言：‘该市共有人力车夫八百七十三人，而汉奸居其八百。’其比例之数，实可惊矣。余在九月间过山东，尚见山东省政府取缔抗日会，并改抗日会为抗敌会。盖官吏军人误以此次战争为局部战争者不少也。余曾遇难民团甚多，及问其遭难之原因，而皆不能答。内有老者安然告余日：‘这都是劫数。’此见不明了此次战争之意义者多矣。大学固应负演讲宣传之责任，而演讲宣传亦须有相当之训练。拿破仑时代之德国，其腐败衰弱，与吾国无异，幸有柏林大学费虚特教授尽力于国民演讲，虽积劳损躯，其演讲集有德文、英文传本，此吾人所宜取法者也。”
陆泳霓还以孔门弟子“冉求、樊迟参加军事，子贡游说吴越，终能破齐而存鲁”的故事，激励学子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他指出：“昔孔子设教于洙泗，盖亦私人大学之类也。及齐人伐鲁，孔子谓门弟子曰：‘国危若此，二三子何为莫出？’于是冉求、樊迟参加军事，子贡游说吴越，终能破齐而存鲁。杜预因此而称‘仲尼弟子忠于鲁国’。此亦因孔门弟子不但有救国之热心，而实有救国之能力。然其所以养成救国之能力者，其教法自必切于实用故也。国难时期之大学，除基本课程外，自应注重实用，而任何课程皆须集中思想于救国的研究。如能以各大学为中心，而放映此种活动于所在区域之各地，则吾国有救矣。”[4]
【注释】
[1]陆泳霓，生平不详。1917年4月，以私人名义曾参加国葬黄兴。西安临大、西北联大文理学院历史系讲师。(https://www.xing528.com)
[2]陆泳霓.国难时期的大学教育（1938-02-07）[J].西安临大校刊，1938（8）：1—3.
[3]陆泳霓.国难时期的大学教育（1938-02-07）[J].西安临大校刊，1938（8）：1—3.
[4]陆泳霓.国难时期的大学教育（1938-02-07）[J].西安临大校刊，193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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