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教育思想：战时内求生存，外御强暴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办学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不有各种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13]。据此方针，1937年9月西安临大成立，北洋工学院开始西迁入陕。随着战事逐渐危急，1938年3月西安临大开始迁往陕南汉中，同年4月改为西北联大，开始其在汉中8年之久的办学。李书田在此期间以西北联大常委之身份一直负责工学院工作，一度执掌或创建了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贵州农工学院、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等院校。在辗转办学的过程中，他积极开展战时教育，兴学致用以求救国图存。

1937年12月，李书田在《适应抗战期间之生产建置与工程教育》一文中指出：“吾人生当此伟大时期，全国动员抗敌，精神之贯彻，智力之运用，战士之补充，物力之供给，在需要人人尽其最大智能，以‘内求生存之自给，外御强暴之侵凌’。”^[14]为此，他提出了战时生产建置与工程教育的四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迅分在内地各安全区域，就物产人工之所宜，建置若干临时厂矿中心，并逐渐由临时而永久，昼夜加速增加生产，俾前方器材所资，给养所需，与后方生活所必不可缺者，悉能自给自足，夫然后适应长期抗战之生产条件，与充分做到物力动员之前提。

“第二，……专门工矿人才之培植，自必须加速进行，并予以适应时需之特殊训练，俾运用物力动员之智力源泉，永无涸竭之虞，全国各大学工学院之专门教授，责任綦重，应如何以最经济之时间，与极贫乏之设备，为最有效之训练，是乃工程教育家最值得筹思而力行者。

“第三，大学工学院教授，在平时因宜专心致力于学生之教练及学术之研究，在战时应环顾全国物产动员之推移，到无人能以负起物产动员责任之紧急时期，须能立即领导设计创置并运用各军需与非军需生产部门，工程学术工程教育……遇新问题之发生，则出其工程学术以解决之；遇人才匮乏，则出其所造就者以担当之；遇生产部门之待加强增置，则设计创置并厘定运用之方。

“第四，……战事时期一切军需工业与军需交通及运输之支撑，固端赖工程人才奋力以赴，而吾人更应远瞩高瞻战后之复兴建设。倘不于此时预储多量之工程专门人才，则战后复兴建设之大业，势必不克迅速观成。……故抗战无论至如何困难关头，工程教育亦应维持其繁荣滋长，驯至国家财政至极度艰难之顷，办理工程教育者应率同教授学生从事一面生产一面教学之非常措施，‘半工半教半读’，‘自给自足自存’，纵使经费停拨，仍能维持弦歌于不辍，延续工程教育于无穷。”^[15](www.xing528.com)

该文较为全面地阐明了李书田的战时教育思想，明确了战时工程教育内求自给、外求御侮之总体目标，并以此为核心提出了全面而具体的应对措施，尤其可资后人借鉴。这些思想的提出，不仅明确了战时教育的目标，使师生共勉而勠力同心，而且体现出李书田脚踏实地、学以致用、兴学救国的报国情怀。

在西北联大辗转迁移的艰苦过程中，李书田仍不忘因时因地对学生进行战时教育，并把学校迁移本身作为帮助学生认识社会、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契机。例如，由西安再迁汉中时，他“回忆这次迁移所费达一个多月的长久时间，全体师生徒步近千里的路程，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从事这样的长途旅行，在我们学界，却是破天荒的大举动。我们对于沿途各地的风俗习惯，得有详细调查的机会，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亦得到不少的益处”。这种苦中作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联大师生，使他们虽身处艰苦的环境，却反而愈发奋进向上，“汉中迁徙”“七星灯火”^[16]等早已传为佳话，当时的很多毕业生也均成为国家建设之中坚力量。

西北联大南迁汉中后，李书田结合地方生产建设需要对各学院的设置进行了全盘考虑：“医学院设于南郑，因该地居民较多，可便利民众的诊病，农学院设于沔县（今勉县）武侯祠，利用汉水开掘沟渠从事灌溉。体育、地理、土木三系及高中部均设于古路坝，利用大自然的形势和环境，研究地理，实地测量及锻炼身心。”^[17]可见，在李书田心中大学不是关门办学的“象牙塔”，而是与地方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课堂教学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在战时以知识和技能为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出一份力，是他的办学思路之一。

为了适应战时需要，确保师生的人身安全和教学秩序，西安临大时期制定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防空警备办法》《本校防空灯火管制办法》，西北联大时期则于1938年通过实施了《本校军事管理暂行办法》，决定对全校学生施行军事管理，并具体规定了组织、请假、外出、操场、野外、值日等细则，以利战时之需。^[18]同时，西北联大还结合战时需要对学生全面展开军事训练，专门培养军事工程人才：“集特殊军训队学生于同一宿舍，编定榻位，整顿内务，限制携带行李件数，严守起居作息时间，一切生活，有如军队之住营房，整齐朴素，殆已做到。”并安排学生入伍见习：“此类见习于学生生活改进不少，使其了然于下级士兵实际情形，艰难困苦，无不备尝，然后知兵役于人生之价值与‘好人应当兵’之真谛。”^[19]李书田深知前方战事愈发危急之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的必要性，因而会同其他常委结合西北联大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战时军事教育策略，并着力推动实施，为确保联大教学秩序、培养熟悉战时环境和具有基本军事技能的工程人才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外，西北联大还组织学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前方将士。傅恒志院士曾回忆道：“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学生和随着学校西迁的师生，在西安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抗日活动。西安一下子变了样，街上到处是演讲、活报剧、墙报、标语、募捐……激发他们无穷的爱国心、无穷的救亡图存思想，这就是思想，就是精神。”^[20]当时的师生们同仇敌忾，群情激昂，西北联大以学生为主体成立了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抗战剧团等，大力开展抗日宣传，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战，“将西安闹翻了天”。教师则在教学中开设社会科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启迪和教育一大批进步学生走上了追求真理的道路，许多青年学生还投奔延安参加了抗日队伍。成立抗战后援支会、为抗战将士募捐棉背心、教师扣薪捐助前方将士、师生共同为伤兵募捐、义卖作品捐赠抗战将士鞋袜、为前线捐款等活动，将后方师生们的心与前方将士紧紧联系起来，不仅增强了师生的抗日信念，也为他们奋发学习、以学报国增添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