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战后教育，李蒸也有很多真知灼见。在《今后教育建设之路》一文中，他指出：“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现在抗战胜利，国家将逐渐走上建设之途径，无疑的，教育的建设将决定民族之盛衰成败”“战争胜利不能保障国家的富强，必须促成国家现代化、工业化，而走上宪政的道路，方能真正地使国家跻身于现代列强之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准与普及教育文化的设施，方能成功”。[6]
战后教育建设，必须基于对战时教育经验教训的总结。因此，作为一位教育家和亲历者，李蒸对此有很全面和专业的总结。他认为：一是“虽在战时，政府仍多方筹措大笔经费，维持教育事业之进行，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欧美各大学均停止正常活动，改为战时训练机构，而我国大专以上学校独能照常进行，其数量较战前增加甚多，且设立贷金制度救济学生”；二是“创设国立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吸收大批沦陷区青年，不但救济青年得免失学失业，且为国家保存民族正气”；三是“注重师资训练，创设师范学院即师范专科制度”，矫正了“战前高级师范教育制度甚形动摇”的局面，“先后成立师范学院9所，且分区设置”“对于国家教育政策之推行关系甚大”；四是“创设技艺及医学专科学校”，矫正了“大学各学院偏于高深学术之研究，且数量甚少，需要年限较长”的弊病，培养了一批农工医专门人才，“适应国家战时和战后之迫切需要”；五是“树立导师制与学校训导制度”，为“战时一重要政策”，“虽在实施方面难免有流弊滋生，但能注意学生生活与道德修养问题，实为我国教育一革新之举”。[7]
当然，战时教育也有其缺陷：一是“学校质的方面水准降低，师资、设备及学生程度均远不如战前，尤其是大学教育程度降低情形更为严重”；二是在“德育方面，进步在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之发扬，退步在社会道德之堕落，影响青年之思想行动”；三是在“体育方面，进步在养成吃苦耐劳习惯与劳动服务精神，而退步之处在战时营养不良，卫生习惯不能养成，以致学生体格多不健全”；四是在“智育方面，学生课业虽呈普遍退步现象，但战时学生因生活经历多从解决实际问题而来，对于社会人生之认识、现实状况之了解，实较战前学校教育大有进步”。对于战后学校复员，他也提出了“精神复员”“学校复员”“延续学校历史”（学校历史最为宝贵，历史愈久，其贡献愈大，古今中外的学府莫不皆然）、“奖励学校成绩”“扩充学校，发展教育”“教育走上建设之路，必须实现教育专业化”，即“由专家或专门人士主持教育”等重要思考。[8]
这些评价或思考，显然对战前教育的反思、战时教育思想的总结和战后教育建设的战略思考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注释】
[1]李蒸.国家的出路与教育[J].师大月刊，1933（4）：1—6.
[2]李蒸.国家的出路与教育[J].师大月刊，1933（4）：1—6.(www.xing528.com)
[3]李蒸.国家的出路与教育[J].师大月刊，1933（4）：1—6.
[4]李蒸.国家的出路与教育[J].师大月刊，1933（4）：1—6.
[5]李蒸.国家的出路与教育[J].师大月刊，1933（4）：1—6.
[6]李蒸.今后教育建设之路（1945-11-28于陪都）[J].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季刊，1946（2）：1—4.
[7]李蒸.今后教育建设之路（1945-11-28于陪都）[J].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季刊，1946（2）：1—4.
[8]李蒸.今后教育建设之路（1945-11-28于陪都）[J].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季刊，194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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