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诵明为实现西北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对西北联大及“国立西北五校”展布西北、教化一方，服务当地文化与社会经济的使命做了最早的阐述。虽然说，“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西北联大）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是一个国家战略，但是实施和实现这一战略最核心或最主要的人物是徐诵明常委。1935年12月，在大学西迁尚未大规模实施之际，他即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妥商详细办法，逐步进行”。复派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刘运筹到西安考察。由此，邵力子才有了免除“全国学区畸形畸重之弊”[15]等重要建议。1938年，西安临大南迁汉中以后，徐诵明、陈剑翛二常委赴汉口面谒教育部陈立夫部长汇报工作与请示今后工作时，本有继续向四川迁移的设想，但陈立夫部长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徐诵明在总结此行的要点时，特别指出：“任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速联络”[16]，以后又有“关中为吾国第一古都，南郑又为大汉发祥之地，允宜及时精进，努力贡献”的说法，亦即应主动融入地方，成为关中或汉中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担当起教化一方的责任。
在1937年10月19日致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电报中，也有“奉命来陕合组临时大学，原为收容三校院学生，培植人才，奠复国家民族之基。到陕以来，竭力筹划”[17]。由此可见，在西北展布高等教育的战略已经开始具体筹划。1937年10月28日致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电中有“国难方殷，教育责任愈重，诵明等以院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为国家教育计，未敢缄默”[18]，这是在重申对于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未敢缄默”的责任。王世杰在回应这种战略时指出“西安临大原为收容北方学生，并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政府属望殷切”[19]。在为《国立北平大学1939年毕业同学纪念册》所作的序中，徐诵明有“爰承中央之教令，于长期抗战之中，作建国储才之计，始草创于西安，继播迁于汉中一带，原来院系，暂有分合：以文理、法商、医三学院为西北联合大学之一，以工农两学院各为西北工农院之一，此为适应战时教育之令指，不得不然”[20]。这是西北联大常委或西北联大本身对西北联大展布西北战略的最早响应和最早表述。
抗战胜利前后，北平大学永远留在西北，文、理、法、商主体和综合属性被国立西北大学所继承，工学被国立西北工学院继承，医学被国立西北医学院继承，农学被国立西北农学院所继承。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为西北留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虽复员原址，但也为西北留下完整的工程教育学府。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和理念向西北和西南推进了数千公里，大大推进了西部社会的现代化，成为高等教育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徐诵明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人物，也是作为北平大学校长就此战略做出最大牺牲的一位常委。(www.xing528.com)
徐诵明将国立北平大学文、理、法、商、工、农、医，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悉数带到祖国大西北，并永留西北，构成西北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他也把全家八口人带到了大西北，甚至父亲过世也不能回乡奔丧，只能远在1500公里外的秦巴山地城固遥为祭奠。正如2010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同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大学、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共同发起和主办了“纪念著名爱国者、杰出教育家徐诵明120周年诞辰活动”联合撰文所说：“他豁达的心胸、坦荡的爱国情怀、严谨的治学风范，使这变幻的百年风云最终沉淀为先贤传予后世的丰厚遗产，供后世学人永久铭记。他就像一座不朽的丰碑永久地屹立在中国的教育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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