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19日，徐诵明常委在为《一九三九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同学录》（亦即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1939年度毕业同学录）的题词中有“复兴民族之基础在于教育，愿共勉”的明确观点。
就此，他在战前国立北平大学校长任上已有所思考，在为《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1933年级毕业同学录》所作的序言中即指出：“我国以农立国，而比年以来，农村破产之声，日益腾播，国本所系，人人皆知其危殆，于是政府不得不亟筹挽救之法，而农村复兴之计划出焉。”他惊呼：为何“农村破产”“劫夺勒赎，几遍全国，少有盖藏之家，不遑宁处，相率而趋都邑”？为何“田主不能自耕，不敢斥其余资以购田”“田多荒芜”？为何“赤地千里”“渠堰荒废”“蚕桑畜牧苟一遇之，无不荡然”“村落相望，尽为死墟”？为何“疾病巫觋，迎神赛会，赌博游冶，毒药之嗜，足以倾其家而丧其身者，日趋之而不觉”？这其中固与政治风俗不振，农政不修有很大关系，但农学诸君无法“展布所学”，教育不兴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振兴垂危之民族农业，必须由倡导新的“学俗”做起，“学俗不倡，其关系尤巨。深望本院毕业诸君，人人以救国之责自负。出其所学以振此垂危之农业，庶国本得以坚定，而民族亦有复苏之望乎”[12]。
他指出，“于长期抗战中”，“身受大学教育之青年”，当“为民前锋”“誓必尽逐倭寇，光复河山，重返北平，不失旧物”，另外还要“作建国储材”，效力不可后人，而这对于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意义重大”“吾侪生此伟大之世，允宜及时精进，努力贡献，凡在国民，咸有斯责”。他还以《离骚》中“陡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太阳东升照得一片明亮，忽然看见我思念的故乡）、“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骑着千里马万里驰骋，我愿意为国开道效命）来勉励毕业同学。[13](www.xing528.com)
他以西北联大为例，对于战时高等教育如何成为复兴民族之基础有完整而具体的思考。其一，战时大学，要“从事必须之建设”，使其“渐成为一完善之大学”，故要保证基本教育经费的投入；其二，在基本建设专项经费方面，他认为“每一大学必须有实验室、图书馆及实习工场三种基本设施，否则对于学生课业之研究，实验工作等，均无妥善办法”；其三，在学生就业方面，他认为“值兹时期，各机关团体，纷纷裁员，各生对于个人职业问题，自感焦虑”，毕业生又“为数颇多”，故必须做好“毕业生服务问题”，“以期学能致用，增加抗战力量”；其四，“导师制非切实施行不可，其能否生效，在导师之负责指导，故对于导师之择选应特别注意”；其五，在战时迁徙地，“学生之一切举动，均宜自行检点，以期为民众之表率”，具体如“在汉江游泳，务宜穿着游泳衣，藉重观瞻”，“购置各项用品，言语务须和蔼，如商人故意抬高物价，尽可报告县政府，加以制裁，不可直接办理，致起冲突”，唯有如此，才能“为民众之表率”，效命于复兴民族，“领导地方提高文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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