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诵明受到家乡硕儒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影响，素有“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觉悟。他坚持为北平大学医学院上第一堂课，讲的就是“如何当一个大夫？”，而他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光要培养能治病的学生，还要培养有良知的学生，要培养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救人的学生，要培养给人类、给社会带来良知的学生，培养能辨别善恶的学生”[1]。这其中的“良知”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互为表里。他带着一种救国强种的使命感，远赴日本求学，原本是要通过知行的合一，医人医国，因之与革命者王金发有创办家乡卫生学校之举，也因之有病理学在中国的发轫，“首开以中文讲西学的先河”（陈敏章语），创办规模最大的国立西医附属医院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并带起了鲍鉴清、李佩琳、毛鸿志、马馥庭等一批病理学耆宿。然而，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与章太炎等革命者密切接触后，最终还是走上了“医国”之路，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自1919年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研室主任起，到1985年被聘为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可说是终身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由此，积累了丰富的高等教育思想。
在民族大义面前，徐诵明一向旗帜鲜明。1935年，日伪妄图分割和吞并我国领土，炮制“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名徐诵明为该会委员，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徐先生与北平知名人士一道，满怀爱国激情，通过路透社发表宣言，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华行径。1935年11月，当土肥原要挟宋哲元成立华北自治政府时，时任北平大学校长的徐诵明当即与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以及李蒸、傅斯年、任鸿隽、胡适、顾毓琇、张奚若、蒋廷黻、查良钊等20余人签署发表《北平教育界同人宣言》，公开反对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其中有“因为近来外界有伪造名义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同人，郑重地宣言，我们坚决地反对一切脱离中央和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2]的表述，表明了徐诵明等教育界耆宿的政治思想和立场。
这之后，平津各校于1935年12月6日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全国各报馆、各通讯社、各杂志社、各机关发出通电，“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其中与西北联大前身相关的院校有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
在1935年12月9日学生游行以后，北平大学被捕的3名学生由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于翌日保出；东北大学被捕的12人也由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保出。随后，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等六校长发表《北平六大学校长告同学书》，要求学生“务望埋头努力于学问之研求，更不必涉及课外之活动。各同学素负爱国精神，故唯有努力于学术之增进，始实际有裨于国家”。同时，希望学生“努力培植自己，以为有用之才，将来在救国事业上，一定可以收最大的效果”[3]。(www.xing528.com)
之后，再发出第二次《北平大学六校长告同学书》，强调“我们对于青年同学爱国心的表现，当然是很同情的。但此等群众行动有抗议的功用而不是实际救国的方法。诸位同学都在求学时期，有了两次的抗议，尽够唤起民众昭告天下了。实际报国之事，绝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青年学生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现在各校被捕学生都已保释，受伤学生渐告痊愈，我们很诚恳地希望诸位同学即日复课。报国之事，任重而道远，青年人切不可激于一时的冲动而忽略了将来报国的准备”。这些认识和立场，虽为集体署名，但我们相信，它反映了徐诵明的真实思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迁陕后，徐诵明没有一天忘记驱逐日寇，收复河山，他说：“慨自东夷入寇，两载于兹，旧都沦亡，文物涂炭，吾校师生之脱险者，间关西来，精神奋发，爰承中央之教令，于长期抗战之中，作建国储才之计，始草创于西安，继播迁于汉中一带……所幸流离之间，弦歌不辍……缅怀先德，兴感既多，瞻念前途，孟晋益力，誓必尽逐倭寇，光复河山，重返北平，不失旧物，此心未尝一日忘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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