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田[1]院长对于西北黄河河源段开发、黄河治理、水路运输、水电开发、农田水利建设等，有很多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指出：“建设西北，最后必期达现代工业化，现代工业化包括工业之机械化与农业之工业化，及农业之机械化”“黄河为我国第二大河，世界第七大河，干长近4700公里”“所有数千年之治黄措施，谓为防灾尚可，目为治黄，则属不宜，盖治黄应含有积极的发展其经济价值之意义”“未来之黄河流域，必为阡陌相连，树木繁茂，轮船通驰，工厂林立之区，而大小新都市亦将建立于广大之地区中，于是农工商业渐趋发展，终必达于繁盛之境”“潼关以上，黄河干支流水道系统及其航运之改进，可给予西北以运价最廉之交通运输动脉”“潼关以上，黄河干支流水电动力之开发，乃西北工业化之柱石，富国裕民之基础，震慑边陲国防工业之所系”；“黄河中上游流域，无论为民生，为国防，均亟应大规模引水灌田”。[2]
那么，西北高等教育就是要依托这些重要自然资源，予以研究开发，同时也发展本身。李书田指出，由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成立及教学、学术和服务地方的工程技术活动，俾对工程学科多做高深研讨，并辅助西北生产事业之推进，“得以奠立西北工程教育之基础”[3]。他即便在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校长任上，亦兼以思考西北、西南区域高等教育，指出：“抗战以还，教育部已于最近一年半以来，奠定西北、西南及西康之高等教育基础。在西北方面，除已并组分设，先后成立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外，复于兰州创设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均所以适应西北各种建设之需要。”[4]刁永健也指出：“政府鉴于西北幅员辽阔，宝藏丰富，为求开发西北，充实抗战建国力量起见，非先设立一工程学术机关来领导和推动不可。”他也指出，西北工学院曾有将宝鸡作为永久校址的设想，宝鸡为“西北的工业区域，为现时陇海铁路的终点，交通很便利，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的发达，都有着惊人的速度，在西北的境域中，选择这么一个地方来设立一个工科大学确极适宜”[5]。
1942年7月，国立西北工学院纺织系郭鸿文教授、李仙舟教授历时两个月考察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9月返回学院后，均撰写了详尽的考察报告。郭鸿文教授的《考察西北各省羊毛出产实际状况报告》指出：“我国西北各省，有天然良好之大牧场”“兹以抗战关系，西北各省成为我国长期抗战之根据地，因有丰富羊毛原料，可以供给后方纺织生产”，但存在不少问题，若“不加改进，显然必致日趋退化，前途不堪设想”“需派员到各省产羊区从事指导劝告，用科学畜牧”。[6]李仙舟教授于1942年2月休假，旋赴天水、兰州、平凉、玉门、西宁、西安、宝鸡、陕南等地考察皮革工业、石油矿、油漆业等，历时两月，行程1300公里，所撰《考察西北各省皮革材料及油脂工业报告》为国家改进西北皮革、油脂工业和学校面向西北办学提供了重要依据。《高等教育季刊》的《编后附记》特别评论指出：“西北工学院教授郭鸿文、李仙舟两先生的考察报告，最有助于西北各省轻工业的建设，揭载于此，当不仅高等教育界同人引为有价值的参考已也。”[7](www.xing528.com)
国立西北工学院张兆荣教授也指出：“西大、西工、西农是西北最高学府，西北建设人才的培养所、西北学术文化重心所寄。”[8]
李书田回忆：合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因抗战需要，即着手从事工程学术之推广，对于改进西安飞机场，增辟陕西公路，多所协助。复派员生调查汉水流域沙金蕴藏”。迁陕南改为国立西北联大，复改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后，“设立有图书馆、测量仪器室、矿冶陈列馆、化学实验室、电讯实习室，及与陕西省建设厅合办一实习机厂，以备学生实习之用”[9]。在“工科研究所、矿冶研究部之外另正式成立工程学术推广部，从事测绘南郑城区，测量设计改进五门堰水利，及调查凤、徽两县矿产”[10]。李书田在离开教育界转赴水利界任职后，曾于1943年12月重返城固、南郑（今汉中市汉台区）、褒城（1958年撤）、沔县（今勉县）等地，视察水利，并回忆：“于二十七年（1938）在城固充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校务委员及筹备国立西北工学院时，曾派水利工程教授刘德润博士率领学生，测绘五门堰区域地形，期有以改进而扩充之，惜二十八年（1939）春离此赴康，另创他校，遂未及发动兴工。”他还作《颂辑五汉南水功赋》，赞颂李仪祉、刘钟瑞（字辑五）等为西北水利做出的贡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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