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大的另一位校长刘季洪[7]也指出：“我们的特殊使命”，“就是提高西北文化的水准，领导西北学术的研究。我们每系都要尽到这个责任，要侧重西北问题的研究。比如历史系除研究一般史学外，要注意西北边疆史、中俄外交史的研究，地质地理系除一般地理地质科目外，也要特别研究西北的地质地理，这样才能负起我们特殊的使命。其次，我们要研究华北各省的复员问题。我们的同学大多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察、绥等省，这些省份现在大多沦陷敌手，我们的行政机构教育机关均已解散，将来失地收复，我们如何恢复机构，补充人才，在目前应当未雨绸缪。我们家乡的问题，应当由我们同学密切注意，认真研究，这也是我们达成战时特殊使命的一端”；“本校设在我国的西北，因为这一带完整大学的稀少，所以在这广大的地区，甚至在华北的各省，它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地位重要，使命也就来得特别重大”[8]“吾校为西北唯一之大学，故对西北文化之建设，西北问题之研究，实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之后，他常常提到这种使命，在1944年又指出：“唯吾校既决定设立西安，则今后毕业同学之散布西北各地者，自当与日俱增，而建设西北，改造西北，自亦吾毕业同学责无旁贷之使命”；要求同学们“通力合作，互勖互勉，以发扬过去之光荣，完成未来之使命”[9]。他还将“为西北建立高等教育基础”[10]作为自己任内的目标。在其任上，中文系研究西北方言及民歌；历史系搜集陕、甘、宁、青、新等省史料，成立考古室；1945年，教育部更将所属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集资料，拨归西大，遂将原有之考古室扩大改为西北文物研究室；教育系与陕西省教育厅合作，利用各中等学校投考试卷，做改进国、英、数三科教材、教法之研究；生物系做秦岭植物调查；地理系做汉中盆地地理调查；经济系做西北经济调查，并编制物价指数及工人生活指数，使立足西北办学的理念逐渐转化为实践。
刘志聪[11]的《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一文则称“西北大学是大西北的司令台，它的使命很大”。“抗战发生，平津不守，黉舍播迁，国人眼光始渐向西北转移，西北遂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西北各院校也就在‘建设西北’‘完成国防根据地’这个要求下建立起来”“西北为吾国文化发祥之地，所谓民族固有道德，实孕育于此，恢复固有文化，固全国大学之责，而西北大学以地利关系，尤应特别努力”“此外，改良西北司法，澄清西北吏治，发展西北经济，畅通西北国际贸易，皆西北大学应有的责任”。[12]
黎锦熙[13]教授在阐释西北大学校训时也指出：“‘公诚勤朴’校风之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西北民族杂居，异于东南，而其开化亦久，异于西南；融为‘国族’正学府之任务矣。四千年使华夏之雄风，宁以遇暴敌而遂摧挫？唯在西北，必借教育学术之力，努力铸成‘国族’以发扬之。西大之责，无可旁贷”[14]。
1948年至1949年的国立西北大学校长杨钟健[15]，在上任伊始的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就宣布：“我这一次来西北大学，绝不是来维持现状的，我对西大有一种抱负，希望能把西大办成进步的、充实的、合理的、名副其实的西北学府”[16]。
西北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南8年中，的确在西北矿产资源调查和开发、西北方言、西北经济、西北史地研究、西北考古、西北民族研究、西北科学文化考察、西北教育等方面为西北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积极地实践和发展了依托西北办学的宗旨。最重要的是，在汉中8年，传承了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的校风或校训。师生们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传道授业解惑，顶天立地做人，以日人能炸毁我物质炸不毁我精神的气概，或投笔从戎，或在后方以勾践精神和张骞精神自励，科学与人文并举，爱国与爱校相融，弦诵不辍，著书立说，发扬了抗战精神，增强了民族意识，初步形成了西北大学学子朴实无华、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基本校风和特色。
【注释】
[1]赖琏（1900—1983），字景瑚。福建永定人。1939年3月至1944年，任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1942年5月至1944年2月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一度共有。
[2]赖琏.题词.西北学术，1943（创刊号）：1.
[3]赖琏.一个最愉快的回忆[M]//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台北：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
[4]赖琏.教学与卫道[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2（2）：1—3.
[5]陈石珍（1892—1981），江苏江阴人。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任教育部参事。1940年10月至1942年3月，任国立西北大学代理校长、文学院院长。
[6]陈石珍.西北建设与青年[J].城固青年，1941，1（1）：3—4.(www.xing528.com)
[7]刘季洪（1903—1989），江苏丰县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继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教育硕士学位。1930年复获化学博士学位。1944年12月至1947年10月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
[8]刘季洪.勖本届毕业同学[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4（14）：1.
[9]刘季洪.回顾与前瞻[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复刊），1944（4）：1
[10]刘季洪.国立西北大学回忆记略[M]//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台北：西北大学校友会，1969.
[11]刘志聪，别号颖齐，河南济源人。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政治学系1943级学生。
[12]刘志聪.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J].西北学报，1941，1（1）：41—47.
[13]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史地部。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后辗转汉中城固，在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执教。历任联大秘书主任、教授、系主任、西大总务长等职。1946年2月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
[14]黎锦熙.国立西北大学校史（1944.5）.城固：国立西北大学出版组，1944.
[15]杨钟健（1897—1979），字克强，陕西华州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27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12月至1949年夏，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
[16]杨钟健.在西北大学第一次校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49-02-01）[J].地质通讯，1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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