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联大：肩负西北教育使命

教育部特派员兼西北联大常委陈剑翛^[18]论及在西北部署高等教育的意义时，指出：“本校现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就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19]

徐诵明^[20]和陈剑翛二常委于1938年7月25日赴汉口向教育部报告校务和请示下阶段工作时，教育部等当局除否定“将化、医、工各系另觅相当地点”和在四川“利用他校一切设备”办学的计划外，特别强调“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表达了与其他部门大致相同的意见，“亦希望本校不离西北”，还批评“东北大学未奉部令，径行迁移入川，当即令该校迁回陕西”。^[21]

徐诵明、陈剑翛、李蒸三常委于1938年3月1日全校开始军训之日训示：“本校自平津三院校迁陕成立，目的在保持原有学校基础，发展西北学术文化，筚路蓝缕，不惜迂回曲折以靳达到，用心良苦”，故本校“苟非至严重紧急关头，绝不轻言放弃本位或迁避他处”。本校将以“有计划有组织之企图，示范民众，以为长久抗战民族解放之发动机”。^[22]

那么，当时西北高等教育的状态到底如何呢？

沈灌群先生对截至1941年的西北教育状况做了详尽的调查^[23]，并与全国当时的状况做了比较（见表1），这是最切近当时状况的一个研究结果。其调查结果表明，西北地区的高等学校有：设在陕西城固的国立西北大学，有文学院之中文、外文（英、俄）、历史3系，理学院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等5系，法商学院之法律、政治、经济、商学4系；设在陕西城固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有土木、机械、电机、化工、矿冶、纺织、水利、航空、工业管理、研究所（矿冶学部）、工程学术推广部等9系1所1部；设在陕西武功的国立西北农学院，有农艺、植物病虫害、农业经济、森林、畜牧兽医、农业水利、农业化学等7系，有农业经济专修科及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设在陕西南郑的国立西北医学院，不分系，但开展了内科、外科、小儿科、皮肤花柳科等医疗业务；分设在陕西城固与甘肃兰州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有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体育、家政、公民训育、博物、初级部、劳作专修科、师范研究所等10系1部1科1所；设在陕西宜川的省立山西大学，有文学院之历史、外文2系，法学院之法律、政治经济2系，工学院之土木、机电2系和医学专修科；设在兰州的省立甘肃学院，有法律、政治经济2系，医学专修科、银行会计专修科2科；设在甘肃兰州的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有农业经济、森林、畜牧兽医、农学、农田水利等5科；设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省立新疆学院，有法律、政治、经济3系和语文专修科。另外，还有设在西安的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工商管理、会计统计、行政管理3科）、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私立西北药剂专科学校，以及筹备中的国立敦煌艺术学院、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等15所高校。

表1　文、理、法、商、农各科的比较^[24]

注：沈灌群先生原表中的西北六省指陕、甘、宁、青、新、晋。笔者对各科比例有所修改，并纠正了个别笔误。

1937年起即任教于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北大学的黄文弼教授也对新疆的教育做过调查，考察了伊犁、迪化、吐鲁番等地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等教育机构，提出提高新疆人民知识和“普及教育，语言必须沟通”，减少“各民族仇杀”^[25]，“对教育文化作实力之援助，及沟通各民族之感情”^[26]，“恳切希望政府能予以设备上之援助”^[27]等建议。并且，以教育部第二届（1941）、四届（1944）、五届（1945）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了《拟请教育部实施边疆教育督导制案》等150余件提案的审议，全程参与了国民政府统制管理边疆教育的工作，并对发展西北民族教育提出过重要建议，促成了战时中央大学、西北大学两个边政学系的设置。

总之，以1941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当时的国立西北大学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是西北地区系科、专业、研究所设置最为齐全的两所高校；在籍学生数则以西北大学的千人以上为最多，依次为国立西北工学院的847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596人，国立西北农学院的525人，甘肃学院、新疆学院则仅有六七十人。从全国范围来看，1941年全国专科以上学生有57832人，就学于西北六省者4271人，占全国总数的7.39%；“假定此四千余学生均属西北六省省籍，则在西北每785.8平方公里内，始得专科以上学校学生1人，以与全国平均每219.5平方公里中即有专科以上学校学生1人之情形相较，尚差三倍；如与河北、江、浙诸省比较，所差更大”^[28]；从4271名西北籍学生所学专业分布人数和在全国相应科别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依次为工科897人（7.15%），农科877人（19.30%），法科635人（5.47%），师范科632人（18.71%），医科497人（10.79%），文科234人（3.8%），理科241人（3.96%）。其中，农、医、师范生占全国的比例较高，而这正是在西北就近办学，创建西农、西工、西师所显现出的效应。这就是战时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状况，可以用地广人稀、教育落后、各类人才奇缺予以概括。

从战前的历史上来看，西北地区在晚清和民国时：陕西有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陕西大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陕西课吏馆—陕西法政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陕西农业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陕西客籍学堂，在1912年将五学堂合组为省立西北大学，1915年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1923年改为国立西北大学，1927年改为西安中山学院，旋改为西安中山大学，1931年中辍；甘肃晚清有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建的甘肃大学堂（又名甘肃文高等学堂），民国元年改办中学而停，1909年创建甘肃法政学堂，1913年改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8年扩建为兰州中山大学，1931年改为甘肃学院，1944年改为国立，1946年在其基础上成立国立兰州大学；新疆有创建于1924年的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5年改为新疆学院；宁夏、青海在1949年以前无高校。1931年，由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发展而来的西北大学改为西安高中和附设陕西省水利工程专科班，甘肃学院、新疆学院到1941年时总共仅有六七十名在籍学生，可见均奄奄一息。抗战时期，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在西北的逐渐展布，直至扎根西北，彻底改变了西北地区落后的高等教育状况。仅西北联大及其后继五校，自1937—1949年立足西北办学以来，即形成771名教授、副教授，3189名教职员队伍和培养9289名学生的显著办学成就。

【注释】

[1]成都华西坝因地处“天府之国”又是教会大学，故称为“天堂”；重庆沙坪坝条件稍好，称为“人间”；陕南古路坝地处山岗教堂，条件最差，故称“地狱”。成都华西坝有金陵、金陵女子、齐鲁、燕京等5所教会大学；重庆沙坪坝有国立中央大学，连带重庆其他地方有39所；陕南古路坝，先后有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研究院，省立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完成第一次联合后的国立西北联大地质地理系、体育系、附属高中、工学院在此，后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在此完成第二次联合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在其附近和在陕西其他地方者还有西北联大的后继院校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等10余所大专院校。

[2]刘志聪.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J].西北学报，1941，1（1）：41.

[3]编者.西北学报发刊词[J].西北学报，1941（创刊号）：1—3.

[4]姜琦.祝西北学会成立[J].西北学报，1941（创刊号）：5—7.

[5]姜琦.祝西北学会成立[J].西北学报，1941（创刊号）：5—7.

[6]姜琦.祝西北学会成立[J].西北学报，1941（创刊号）：5—7.

[7]当初两个“临时大学”的产生，顾名思义，并无久居于长沙或西安的初衷，改成“联合大学”和“化为西北所固有的大学”是逐渐形成的一个战略思考。

[8]姜琦.祝西北学会成立[J].西北学报，1941（创刊号）：5—7.

[9]教育部.给西安临大电（1937.10.20）[M]//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354.(www.xing528.com)

[10]赵慈庚.西安临大南迁琐记[M]//李溪桥.李蒸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255-261.

[11]徐诵明.关于校址问题及向教育部报告校务请示各点[J].西北联大校刊，1938（1）.其中的“钧”还是“均”，有争议，但笔者倾向于“钧”，即指蒋中正。

[12]刘志聪.西北最高学府的风光[J].西北学报，1941，1（1）：41—47.

[13]邵力子.致行政院蒋院长.民国档案[A].1935-12-28，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4]马师儒（1888—1963），字雅堂。陕西米脂人。1919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留该校附中任教。1921年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后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心理学及哲学研究所，并专门研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1937年起，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48年4月至9月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1942年春，他由城固回陕北奔丧期间，在延安，由北京大学老同事范文澜作陪，毛泽东主席接见并宴请了他。

[15]马师儒.复员期间我国高等教育上所急需之补救办法[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1947（30）：1—5.

[16]石鸣源，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商学系1944级学生。

[17]石鸣源.明日之大学教育[J].西大学生，1946（5）：5—11.

[18]陈剑翛（1896—1953），宝锷，字剑翛。江西遂川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获硕士学位。1937年起任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委、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1937.10—1938.6）。

[19]陈剑翛.迁移经过与校名更名的意义[M]//姚远.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489—490.

[20]徐诵明（1890—1991），字轼游，浙江新昌人。1908年赴日留学，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毅然归国参加革命军。1918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1928年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平大学代理校长等。1937年后，历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常委（1937.10—1939.8）。

[21]徐诵明.西北联合大学尤负西北文化重任，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M]//姚远.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496—497.

[22]编者.常委对假期军训生训话[M]//姚远.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489—490.

[23]沈灌群.论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之建设[J].高等教育季刊，1942，2（2）：30—38.

[24]沈灌群.论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之建设[J].高等教育季刊，1942，2（2）：30—38.

[25]编者.教育部特派员黄文弼氏谈新疆教育概况[J].开发西北，1934，2（5）：32.

[26]北平特讯.教部专员黄文弼谈赴新疆考察经过[J].申报，1934-11-20（13）.

[27]南京二十日电.黄文弼谈考察新疆教育经过[N].申报，1934-11-21（13）.

[28]沈灌群.论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之建设[J].高等教育季刊，1942，2（2）：3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