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分布的“重床迭屋”说由来已久，也有“重床叠架”的说法，均比喻重复繁多。此处，用来比喻我国高等学校区域分布的“畸形畸重之弊”或过于集中于沿江、沿铁路线大城市分布的状况。
1935年12月28日，邵力子致行政院函中，即有此说法：“查北平一隅，国立大学居四所之多，实嫌供过于求”，“西北自中央主持开发以来，物质建设成就渐显，唯教育一端依然落后，诚以陕甘宁青新等省，人口总数在2000万以上，乃竟无一所大学作高深之培养，实不足以应事实上之需要。”为此，他先后提出将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迁陕的建议，并认为“以此办法，全国学区既免畸形畸重之弊，西北方面亦省另起炉灶之劳，一举两利，莫过于此”。[13]
马师儒[14]在论及战后高等学校复员问题时，提出预防“高等教育之逆转及不合理之分配”的问题。他指出：“抗战期间文化中心，已由沿海各省，移来到西北、西南等边区，因此高等教育渐渐地有了合理化的分配，今后仍宜防止人才和物质之逆转和逆流，勿使再集中于平、津、沪、汉或偏于沿海、沿江，而不顾边区或贫瘠的省区；无论如何，在战后的高等教育上，我们务使各地方都有均衡的发展，尤其不应将人力物力，都便利了一二大学，而令其他者均感到向隅或失望。”“中国过去高等教育之分配，不合道理，这是事实，人人所知的，现在我们主张不但校址之分布，应求均衡，即院系之分配，亦须要向多方面发展，决不可再集中在几个热闹的地点，总要为全国的文化教育着想，不应有丝毫的成见、偏见和私见。”由此，他进一步提出了战后西北高等教育与全国高等教育“彼此相互配合”的目标，即“要建设西北，必先奠定西北高等教育之基础，并且要突飞猛进，才可追赶上现代进步的科学和艺术；我们观察中国高等教育之发展情形，知道中国固然不如英美等国，而西北之高等教育更远不如沿海沿江各省，吾人应于建设西北之大目标下，先使各种文化事业都有均衡的发展，更需要使高等教育专门学校，有特殊的大进步，然后西北、西南、东北、东南，都可以在高等教育上，彼此互相配合起来，成为一个健全而完美的系统”。他还提出按自然环境布局高等教育的具体规划，指出：“无论学区的划分或院系的区分，必须与自然的环境相配合，再来适应社会的需要。如兰州大学设立兽医学系，山东大学设立海洋系，即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和配合自然环境的，将来在重工业区或农业区或畜牧区，都应在普通的大学之外，更特设各种专门的学院，以宏造就。”马师儒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高等教育的“不合理之分配”，求得“各地区教育之均衡发展”，并且认为这是“高等教育之幸，亦即为国家之幸”。[15](www.xing528.com)
石鸣源[16]也指出：“复员正在开始的今天，内迁各大学都在争先恐后，纷纷要求迁回原地，不管国家的计划如何，各地的需要如何，这不能不令我们失望。我们为中国教育前途着想，为中华民族未来打算，今后必须以最大的决心与努力，来按各地的实际情形与需要，合理地、普遍地迁移与建立大学，不能以少数人的赞成或反对，而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普遍发展大学教育的良机。受教育是人民的权利，我们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有受大学教育的机会，而不能让某一地方或某少数人所独享。所以，明日的大学教育须力求普遍，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走进文明富强国家之林。如果仍保持着过去畸形的现象，那么中国永无跳出贫愚圈子的可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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