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中晚期的内外危机及其应对措施

成王、康王执政期间，是西周最兴盛的时期。《史记·周本纪》上说：“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可是这以后，周王朝内外出现了不少危机。

外部的危机主要来自与周边族群的拉锯战。自成、康之后，历代周王都不断地应付东、西、南、北的各方威胁，其中昭、穆、宣三王最为积极和主动。

康王去世后，昭王瑕即位。他多次对南方发动战争，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过伯簋、簋、史墙盘，都记载了昭王讨伐荆楚的事迹。春秋时期，齐桓公、管仲带兵与楚国对峙，指责楚国的理由中就有一条“昭王南征而不复”，暗指昭王南征不返，与江汉流域的楚人有关系。

昭王在位十九年，穆王满即位。在穆王统治时期，周人继续向四方用兵。祭公谋父劝谏道：“周王的统治是依靠德行，而不是武力。”而穆王不听劝谏，坚持用兵，最终俘获“四白狼”、“四白狐”而归。后代的学者认为，这或者是仅带有象征意味的战利品，或者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部族若干首领的名号。总之，收获是有限的。在传说中，穆王非常喜爱到处游历，周行天下。曾经西上昆仑山，与西王母相会瑶池，留下一段佳话。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赠西王母以白圭玄璧，两人同游瑶池，言谈甚欢。周穆王还在山上立了一块碑，上刻“西王母之山”五个字。分别之时，西王母和周穆王深情对唱。西王母唱道：“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穆王回应唱道：“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其意是说，我的任务是团结各诸侯国，治理万民，等这一切安排好了再回来见你。这也许是传说，但多少表达了周王“和治诸夏”的愿望和决心。当他流连在昆仑山的时候，东南方的徐偃王造反，多亏他的大臣造父，骑上千里马，一日千里前往救难，才保住了一方平安。

史墙盘（西周中期，陕西扶风出土）。盘内有铭文二百八十四个字。前段歌颂文、武、成、康、昭、穆、共王七人的重要业绩，后段记载了墙七代的家族史。大意是说，在武王克商后，先祖入周为官，是王室心腹之臣，后裔世世继任周官。墙为赞扬祖先、祈求多福，特作此盘纪念。

厉王时，西六师、东八师联合镇压鄂侯为首的南淮夷和东夷叛乱（禹鼎）。宣王时期，曾主动向淮夷大举进攻，取得胜利。簋、虢仲盨、无㠱簋，记载了周王朝讨伐淮夷的战争。

虢仲盨（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多友鼎及其铭文。多友鼎（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斗门镇下泉村），铸于西周厉王时期。腹内壁铸铭文二十二行，二百七十九个字，记载了西周厉王时期反击猃狁侵犯的一场战争。

不其簋及器内铭文。关于“不其簋”，据史学家考证，是周宣王时秦庄公“其”的器物。此簋仅出土簋盖，簋盖上有铭文152字，歌颂了十二位先祖为周王室在西戎保业兼而开拓了秦版图的丰功伟业，同时也表达了秦襄公欲建立霸业、统一天下的宏愿。

北方地区，周人最大的敌人来自猃狁。小盂鼎、虢季子白盘、兮甲盘、多友鼎、不其簋等青铜器铭文都记载了周与猃狁的战争。宣王尽管获得了一些胜果，但是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与西戎在千亩一战，周人大败，所谓“宣王中兴”的局面也就戛然而止了。

与周边部族的战争，大量消耗了周王室的军事力量。李峰在其著作《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中这样描述西周晚期面临的巨大危机：“无奈之下，周王朝在两个战略目标之间疲于奔命：一方面西周国家的完整性要依赖周王室对东方事务的持续介入；另一方面周王朝的存活却要系于西部的安全。周王朝难以两者兼顾。” [127]

西周中期以来的另一个危机来自王朝内部。这其中既有贵族之间矛盾的不断深化，也有贵族与平民之间矛盾的逐渐激化。

周王原先是以分享权力和土地的方式，来换取诸侯及贵族对王室的支持。除了诸侯，周王还封赐公卿大夫采邑或是田里。可是随着可供分封的土地越来越少，王室对诸侯和贵族的控制也渐渐困难。康王时期的周公簋铭文，周王将丰京附近的土地分封给荣伯；昭王时期殷簋铭文，记载赏给殷的采地在畿内。西周晚期，周王赏赐膳夫克以田地，地点十分分散，居然有七处之多（大克鼎）。(www.xing528.com)

在西周中、晚期，西周王朝君臣体系在两个方向上发生变化。一是君臣体系各层级的内部关系得到加强。王臣拥有自己的臣属，本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西周中期以后，君臣体系层级间的支配关系基本隔断，而各个层级内部的支配关系得到了加强。

君臣体系层级之间支配关系的隔断，其影响主要是对周王而言。西周早期，在某些场合，周王还可以对王臣之臣（陪臣） [128]进行命令或赏赐。这种场合，王臣的臣子应该对自己的君主，以及君主的君主—周王，分别表达自己的感恩戴德之情。就像献簋铭文所记的那样，作为毕公栌伯的家臣，献在栌伯朝见周王的时候，也有机会获得了周王的赏赐。于是在铭文中，献不仅表达对毕公的忠心，也对周王表达了感激：“枼（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 [129]而就目前所见金文，西周中期之后，类似的记载不再出现。即使是来自周王的赏赐，也是由各层君主予以颁赐。如孟簋记“毛公锡朕考臣自厥王”，效卣记“王锡公贝五十朋。公锡厥子效王休贝廿朋”，都是如此。效因此还说：“效对公休……乌呼，效不敢不万年夙夜奔走，扬公休”， [130]表达的是对公的感激之情。即使是攻伐献捷这样的大功，周王也不直接赏赐陪臣了。例如多友献捷于武公，武公献捷于王；王赏武公，武公再对多友进行赏赐（多友鼎）。

孟簋及其铭文拓片

献簋铭文

周王不再直接对陪臣一级进行命令或赏赐，此命令和赏赐的权力也就落到了陪臣之君的身上。而与此同时，类似春秋时期“陪臣不执国命”的观念或许也在慢慢形成。这些都使得天子以下各层级君主的权力大大加强，周王的命令需要通过几个层级的君臣辗转相命，才能得到最后执行。在此辗转的过程中，周王权威无疑受到了削弱。

二是君臣体系的层级发生变动—原本不发生君臣关系的王官系统内部的上下级之间，产生了新的君臣层级。本来在王官系统，周王可以任命包括下级僚属在内的各级王朝官员，也就是说，王官系统的各个层级，大都是由周王直接册命、应与周王建立了直接君臣关系的王臣。然而，西周中期以后，在职务有统属关系的上下级之间，逐渐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臣属关系，伊藤道治将之称为“私臣化” [131]，意谓原本是上下级职务间的公共关系，现在却变成了个人之间私性的人身依附或隶属关系。比如，柞是受周王册命“司五邑甸人事”的王官，铭文中不感激周王，却出现了感恩其上级官员仲大师的语辞（“对扬仲大师休”），明显是“受职公堂谢恩私门”。职务关系变成君臣关系，本来直属周王管理和控制的下级王臣变成了高级长官的私臣，“只知有君，不知有王”，对周王权威无疑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而西周晚期，王臣系统中又出现了专权擅行的权臣。研究者发现，“周人早期诗篇多歌颂先公和时王，而宣王时的诗篇则多为对诸侯大臣的赞美”。 [132]《诗经》中，如《崧高》以巍巍四岳衬托甫侯和申伯，《烝民》大肆形容卿士仲山甫出行的气势，还赞美他“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

权臣的出现，对王权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文献中最为著名的即是厉王时“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国语·周语上》记厉王因为任用荣公为卿士，荣公专权，结果“诸侯不享，王流于彘”，直接导致厉王失国。而在西周青铜器毛公鼎中的毛公、番生簋中的番生，同样也是权力高度集中，将早期由卿事寮、太史寮两大官署分领的职权集中于一人之手，甚至还加上了“公族”和王宫内务。原本职务卑微的膳夫， [133]由于与周王接近、靠近权力中心的缘故，也渐渐拥有了较大的权力。西周晚期的膳夫克，不仅受王大量封赏，还接受王命专司“出入王令”（大克鼎）。

西周善夫山鼎銘文

权臣的出现，自然会损害周王的权威；但穷根究底，权臣还是周王过度信任和扶助的结果。西周的立国，“布赐施利”、“导利而步之上下”，是以“分享”的方式获得诸侯和其他贵族的支持。权臣则破坏了“勿专利”的“周道”。周王对此非但不能禁，相反还予以推波助澜，如何不引起贵族们的恐慌？《诗经·大雅·瞻卬》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正是某些贵族对原有地位、原有利益、原有秩序发生变动而发出的怨声。由此可见，上述变化无疑使得周王统治所依靠的基础力量受到严重威胁，乃至有发生动摇的危险。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仅从君臣关系的稳定和变化情况来看，不待幽王失国、平王东迁，周王朝的王权在西周中晚期就已经呈现出衰微的景象了。

穆王在位二十年，共王繄扈、懿王囏、孝王辟方、夷王燮相继即位。《史记·周本纪》对于西周中期诸王的评价是：“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之时，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一步步走下坡路。夷王时期，天子权威不再，甚至要下堂接见诸侯（《礼记·郊特牲》）。这一时期与诸侯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也遭到了破坏。周夷王曾经下令讨伐齐侯，而齐国是西周初期成康分封过程中最重要的功臣封国，其君姜尚在武王克商过程中，曾为周人立下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