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的官营手工业：青铜器、陶器和瓷器

西周时期的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文献记载中，周代政府组织中就有“百工”的设置：“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周礼·冬官·考工记》）当时基本上是属于官营的手工业，叫作“工商食官”。西周铭文也出现“百工”的记载，诸如“死司王家内外，司百工，出入姜氏令”（蔡簋），“司康宫王臣妾百工”（伊敦），“微仲令公臣司朕百工”（公臣簋），其中既有属于王室的“百工”，也有属于贵族大夫的“百工”。“百工”一词还常与“臣妾”、“仆驭”并称，说明他们的地位比较低，应该属于宫奴婢一类的技术工匠。

湖北铜绿山古矿冶遗址

西周时期的官营手工业主要包括青铜器制造、制陶、制骨、纺织等。其中采矿、冶铜和铜器铸造，不仅生产程序完整，而且是三代时期规模最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夏商周三代青铜如此重要，以致张光直提出，三代都城的不断迁徙，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追寻青铜矿源。 [118]

西周铜矿开采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1973年发现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其开采和冶炼的年代都是从西周开始一直沿用到汉代。它的结构是竖井、斜井、斜巷和平巷相结合，矿工先从矿层表面开斜井穿到矿层底部，然后沿水平方向开平巷，向上回采。开采出来的矿石通过竖井向上运送，废石和贫矿回填采空区，就这样，直至开采到矿层的最顶层。矿井中有简单的排水系统，也会利用不同深度井口的气压高低差形成自然风，来解决井下通风问题。 [119]1984年在今安徽芜湖南陵县大工山发现古铜矿遗址群，沿用的时间更久，从西周直至唐、宋，延续时间达一千多年，是目前我国罕见的、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古采冶铜遗址群，堪称中国冶金史上的奇迹。现存总分布面积达四百平方公里。初步发掘各类遗迹六十六处，先后发现了测定为西周至唐代的炼铜竖炉十九座，采矿井和硫化矿焙窑四座，以及大批铜斧、铜凿等采掘工具和古陶瓷、冰铜锭、粗铜锭等。在这一区域内，围绕铜矿资源布局，山上开采，山下冶炼，形成四个相对集中的采冶中心小区，其中西周至汉代的江木冲炼铜遗址面积仅一点五平方公里，文化层厚度达二米，炼铜弃渣堆积总量达五十多万吨。 [120]这些矿冶遗址负责采矿和冶炼，生产出来的铜锭、铜饼，作为生产原料，再通过水陆路运送到京城、各诸侯国或是贵族手下的青铜器铸造工场去。

当时，除了周王的丰镐与成周，各诸侯国都能够在当地铸造青铜器。制造工艺和造型，既有西周时期整体的风格，也有各地特色。这一点已经能够得到各地考古发现的证明。总体上来说，西周初期，“周承殷礼”，青铜礼器的风格与商代一脉相承：鼎的下腹微鼓，下接柱足或兽足，簋无盖；兽面纹（即饕餮纹）和夔纹比较常见；铭文一般运用肥笔，波磔比较明显。西周中期开始，呈现自己的风格：兽足鼎流行，簋多有盖；鸟纹盛行，出现穷曲纹和重环纹，铭文字数增多，笔道波磔。西周晚期，鼎足流行蹄形足，簋的圈足下另增加三个小足；穷曲纹、重环纹、垂鳞纹、变形夔纹特别盛行；铭文笔画波磔不再明显，行款排列整齐，长篇铭文变得常见。整个西周时期，青铜器造型渐趋朴实实用，纹饰渐趋于简易，铭文字数不断增多，出现了例如盨、簠、匜、编钟等新的器类。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效率也有了很大提高，用一个模子翻制几个新范，这样可以同时进行铸造，还能制出好几件形制相同的青铜器。这时的工匠还发明了焊接的技术，这样可以把诸如提梁、附耳之类的附件跟青铜器主体联结起来。

青铜原料除了铸造各种青铜礼器，也大量用于生产青铜兵器、工具和农具。兵器制造的规模十分惊人，这是西周装备强大军队的需要。青铜工具在各种手工行业诸如雕刻、建筑、车辆制造、纺织、制革等，使用非常广泛。而青铜农具的应用很可能也超出我们之前的想象。

西周原始瓷器的生产，也是官营手工业中的一大宗。这一时期原始瓷器的技术，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西至陕西岐山，中原的河南浚县、洛阳，北到今北京房山，南至今江苏丹徒、安徽屯溪，都有原始瓷器出土。这一时期的原始瓷器有尊、簋、豆、盘、盉、碗、罐、盂、罍等，用高岭土烧制，胎质结构紧密，吸水率较低，釉色呈姜黄、绿、灰青色等。瓷器烧造的温度已达到千度左右，硬度较高。

作宝尊彝簋（丙）

作宝尊彝簋乙铭文拓片

西周时骨、角、蚌、牙器使用非常广泛。在2013年周原新发现的漆木器作坊里，考古学者发现，当时就已经用蚌器来做漆木器上的装饰品。而从陕西沣西张家坡骨器作坊遗址的情况来看，骨器制作的工艺应该包括选料、裁料、半成品制作和精细琢磨等多个工序。西周的玉器制作也相当发达，用玉石雕塑各种动物以作观赏佩饰，十分常见。

《诗经·豳风·七月》中说：“女执懿筐，尊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这里向后世展现了西周农夫采桑的画面，可以想见当时育蚕缫丝之盛。《诗经》中还出现了大量对贵族华贵服饰的描写，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丝织业的发达。贵族墓葬中所发现的西周纺织品有麻布、绢、经锦等丝织品，多为平纹，也有山形斜纹，还有刺绣。周原地区出土过白、红、黄等颜色的丝绸残片，丝织品上染色与画色并用。 [121]

传世文献上说西周“田里不鬻”，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商业已经比较发达。贝和金，具有了等价交换物的货币价值。遽伯瞏作宝尊彝，用价“十朋又四朋”（遽伯瞏簋）。亢鼎铭文记录了“公太保”用贝币购买玉器的事，“才（财）五十朋”。三年卫盉中也记有玉器“瑾璋”的价格是“才（财）八十朋”。而商周金文中还有大量赐贝的例子。在河南浚县西周卫墓群中，出土天然贝和铜铸贝共三千四百七十二件，显然是当作财货来陪葬的。贝用绳索相系，五贝一系，一朋为两系，也就是以十枚贝作为一个计算单位。金就是铜，西周金文中赐金也是非常普遍的，如“赐金一匀（钧）”（非余鼎）、“赐金百锊寽（锊）”（禽敦）。钧和锊，都是金的称量单位。《说文》解释：“钧，三十斤也”，“锊，锾也”，而百锾三斤。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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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中还记录了不少交易的例子。比如矩伯为了获得价值八十朋的瑾璋，付出了田地十田（三年卫盉）；倗生用三十田，跟贵族格伯交换良马（格伯簋）。当时五名奴隶的价钱是“匹马束丝”（曶鼎）。这些涉及贵族间土地、人员交易的活动，大多都有王朝官员介入。

《尚书·酒诰》提到有牵着牛车、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肇牵车牛，远服贾”），金文中也出现了从事商业活动的齐人鲁（鲁方彝盖：“齐生鲁肇贾”）。为方便交易，西周城市中设有“市”。兮甲盘铭文上说，诸侯百姓包括淮夷，进行交易，必须到市场上去（“厥贾，毋不即市”）；如果有不听从命令的，一律刑罚处置（“敢不用命，则即井[刑]扑伐”）。可知此时市场交易是纳入国家的赋税管理体系的。《周礼》中司市、质人、贾师等官员，其职司都与市场管理有关系。不仅如此，西周王朝对商人也进行管理，颂鼎铭文记周王册命颂“令汝官司成周贾廿家”，成周的商人直接接受颂的管理。这些商人也很可能是直接为王朝服务的。 [123]《周礼》为不少官员设置僚属，其中都有“贾”一类的人员，比如大府、玉府、职币、典妇功、典丝、泉府、马质、羊人、巫马、犬人、庖人，等等。文献中说“工商食官”，是非常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