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城市：宗周、周和成周

西周时期的城市主要包括王朝都城和各诸侯国国都。其中都城作为众城之首，它的性质、选址、规划、设计、建筑等各个方面，都集中体现了当时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西周时期存在三个都城：宗周、周和成周。其中宗周是西周先祖宗庙所在，周和成周分别是周王在西方、东方建立的政治、经济、军事领导中心。

宗周岐邑，在今陕西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接处的周原遗址上，面积约十五平方公里，它位于关中渭河盆地西部渭北黄土高原上，背靠岐山，前临渭河，地势北高南低，地理位置非常优越。这一带土地平阔肥沃，气候湿润，物产丰富，是一个建都营邑的好地方。《诗经》上说，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带领周人从外地迁到这里，开始大兴土木，营建城郭，定为都邑，奠定周人的千年基业。等到文王迁都丰邑之后，这里仍然保留有周人祖先的宗庙，大批贵族在此聚居，周王常常在此举行大型的宗庙祭祀活动，使之成为西周的“圣都”。

岐邑虽然并非周王朝的行政中心，但它的政治地位却很高。今天的周原考古，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地区的西周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相传自西汉以来，就不断有西周青铜器出土。1949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在这一区域内的岐山董家、贺家及扶风齐家、庄白、召陈、强家等村落附近，发现了十多处青铜器窖藏、大量西周墓葬和不少铸铜、制陶、制骨、制玉等作坊的遗址，此外在岐山的凤雏和扶风召陈等地，还发现了大型西周建筑基址，这些都显示出周原在西周时期的重要性。

周，包括丰都和镐都，在今天陕西长安县沣河的两岸，其遗址范围包括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新旺村、冯村、洛水村、普渡村、斗门镇，以及昆明池故址一带。周文王时，自周原迁都于丰；武王克商前，又在河的对岸经营镐都。因为两地相隔不远，后人一般都把它们当作一处首都看待。周人灭商以后直至西周晚期，丰镐一直都是周王的日常居住之所，金文中称之为“周”，是周人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西汉汉武帝修昆明湖，曾经对这一地区西周时期的历史遗存造成严重破坏，但今天的考古发掘表明，在沣河两岸十多平方公里区域内，依然发现有包括夯土台基、瓦当、墓葬、青铜器窖藏等在内的大量西周遗存。

成周洛（雒）邑，在今天河南洛阳市附近。据《尚书》等先秦文献记载，武王克商之后，周公、召公主持“营洛”，在这里修建“新邑”，作为周朝统治东方地区的行政中心。这座“新邑”的具体位置，大约在洛河、涧水和瀍水之间。周人在此建设新邑，是大有深意的：在当时的地理观念中，该地位于“天下之中”，四方到这里的距离基本相同，便于王室掌握和控制新占领的东方地区；同时它又是“有夏之居”所在，据说夏人曾在此长期生活和居住；附近不远处耸立的“天室山”（即今河南嵩山），则是古人心目中的“通天圣山”。所以，周人营建洛邑，目的是“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在天下之中建都，在此治理天下之民）。其中既有现实政治上的考虑，也有“依天室而定天保”的强烈宗教意图，希望依托通天的圣山，获得上天神灵的福佑，以统治下界民众。

洛邑在西周时期，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及军事地位。这里是周王接见各地朝拜诸侯或接受四方纳贡之处，同时还驻有强大的常备军—“成周八师”。西周末年，周平王为避戎祸，迁都到成周，这里便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王都之所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洛阳中州路一带发现了东周王城。虽然至今还未发现西周王城遗址，但在洛阳北窑等处，却已经发现了大批的西周墓地和大型青铜器作坊遗址。

西周都城之前一直没有发现城墙。从文献和金文记载的情况看，在这些都城里，周王拥有的宫室与贵族居址是共存一地的，在都城的总范围内，宫殿、宗庙、贵族与平民的聚居点，还有各种手工业作坊等，分散分布，整个城市布局呈现松散的格局。

周原遗址区，北以岐山为界，东至扶风县黄堆乡的樊村，西至岐山县祝家庄的岐阳堡，南至扶风县法门乡康家、庄李村，东西宽三公里，南北长约五公里，总面积为十五平方公里。 [94]学者大多以为这里就是西周的岐邑，也有认为是包括了岐周和京在内的。 [95]在这十五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着许多西周时期的建筑基址的遗迹。除了已经发掘的岐山京当凤雏村西周早期宫室（宗庙）建筑基址和扶风法门召陈村西周中晚期大型建筑基址之外，从青铜器窖藏出土的情况看，在岐山县董家村、扶风县云塘村南、扶风县庄白村、扶风下务子村和扶风县庄白村刘家组也都分布有西周时期的建筑基址。如出土裘卫家族器、“伯公父”诸器、微氏家族器、师同鼎和王盂等器的青铜器窖藏，都分别出土于上述西周建筑基址的附近。西周中期贵族裘卫所作的四件青铜器（陕西岐山董家村窖藏出土）值得一提：五祀卫鼎腹内铸铭文二百零七字，记述邦君厉付给裘卫四田，划定地界之事；九年卫鼎腹内铸铭文一百九十五字，记述裘卫用车及车马饰等换取矩伯下属颜的一块林地，是目前仅见的关于西周林地交换的资料；二十七年卫簋，器与盖各铸有相同的铭文七十三字，记述周王召见裘卫并赏赐命服等；三年卫盉，盖内铸铭文一百三十二字，记述裘卫用玉器及礼服向矩伯换取十三田的经过，对研究西周中期土地制度变化有着重要的价值。 [96]从遗迹判断，这些建筑应该是这些青铜器窖藏的主人所居住的宫室或使用的宗庙。至于凤雏和召陈建筑的性质，学术界现在还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是王宫和周王宗庙性质，还有的认为只是贵族的宅院。 [97]但在庄白刘家组出土了一件王盂，自铭“王作京中寝归盂”，则在此地附近肯定有周王寝宫存在。 [98]

伯公父簠器及底部铭文

由此考古证明，在岐邑/京范围内，同时分布着属周王的建筑和属贵族的住宅。陈全方总结说，在十五平方公里范围内，“东至下樊、召陈，西至董家凤雏村，是早周都城岐邑的宫室（宗庙）分布区。在扶风云塘村南至齐镇、齐家还发现西周的制骨作坊、冶铜作坊及平民居住遗址。……在岐山贺家村四周、礼村北壕和扶风庄白村附近均为西周墓葬区。” [99]

裘卫鼎

师同鼎及铭文拓片。师同鼎腹内壁有铭文七行五十四字。师同为器主名，官职师氏。铭文大意是：师同随从某大臣征伐鬼方，斩杀并俘获了一批敌人，得到车马五辆、大车二十辆、羊一百只等战利品，又将缴获敌人的铜豆、鼎、铺等铸成祭祀用的铜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西周九年卫鼎（周原遗址出土）铭文拓片

宗周也是一样：“西安市沣河两岸的丰京和镐京遗址，亦是在一二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于冯村、西王村、大原村、张家坡、客省庄、普渡村等地点，分散存在着各种西周遗址。” [100]

而洛邑成周同样具有上述特征。考古工作者基本上确认了西周洛邑在今史家沟以东的瀍河两岸：东起瀍河以东一公里的焦枝铁路西侧，西至史家沟以东，北起陇海线以北的铁路分局、北窑村，南达洛水之滨的洛阳老城南关。在这片东西六华里，南北四华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大型手工业作坊、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还有包含殷遗民墓在内的居址、祭祀遗存、遗址和大道。 [101]这种遗址分布既集中又分散的特点，正与岐邑、镐京的情况类似。

那么，西周都城真的没有城墙吗？2013年，陕西周原考古首次确认发现了西周晚期的城，东西长一千五百米，南北宽六百多米，面积约九十万平方米。城中发现十多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据说之前曾发现过这座城的南北城墙，这一次幸运地发现了城墙的西北角和东城墙外的壕沟，终于确认早先的大型夯土墙为城墙。 [102]这一发现，使得深埋地下数千年的周代古城，终于重见天日，成为周原考古的一个重大突破。

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这座周城，是周王的宗周岐邑吗？还是仅仅包括了宫室在内的宫城？抑或是某位或几位高级贵族的居邑？城内如何布局，会改变原先对西周都城格局的看法吗？

与之前夏商都城遗址的规模比较，二里头遗址总面积约三百万平方米，其中晚期宫城面积约十点五万平方米；偃师商城的外城占地近二平方公里，宫城约四万平方米；郑州商城总面积达二十五平方公里，宫殿区约三十七点五万平方米；殷墟总面积达三十平方公里，宗庙区面积约七十万平方米左右。 [103]周原古城的规模已经不能算小。但其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也有可能与三代时期其他早期城市一样，它的城墙是起分隔和保卫宫室宗庙区作用的。在齐家沟东岸约一点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新发现一个集中连片分布着六类六个作坊的“园区”，不少陶器或石器上刻着“王”字。西周金文显示，有专属于周王王家的“百工”，也有属于贵族家族的“百工”。这一片作坊园区很可能与王室有密切联系。这次考古调查还确认了墓地与零散墓葬点共七十七处，其中墓地六十四处，绝大多数为西周墓地。考古学家发现，墓地数量虽多，但规模都比较小，而且很少有单纯的墓地，多数墓葬区与居址区混杂在一起，互相叠压打破。这进一步说明当时周原地区聚居点非常密集。在这次调查中，考古学者还发现了四处大面积水池，四十多条沟渠遗存，很可能是服务于居住在周原区域的周王、贵族和平民的给排水设施。这样看来，尽管发现了周原古城，周原地区总体布局松散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至于丰镐或洛（雒）邑有无城墙，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这两座城市总体布局的松散，仍是一致的。(www.xing528.com)

明堂结构图（采自《吕氏春秋通诠》）

作为都城，最为重要的建筑是周王的宫室。文献记载，根据建筑的功能，可能有宗庙、宫寝、明堂、太室、辟雍、大池等不同名称。

周原京当凤雏村西南发现的甲、乙两组早周宫殿遗址，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四合院”型建筑，学者多认为是宗庙性质。周原所发现的另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在距离凤雏建筑基址的东南约二千五百米处扶风召陈村。现已发掘出十五处建筑基址，显示这里是一处由多座基址构成的庞大建筑群。这组建筑群初建于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被废。虽然它不像凤雏建筑基址那样自成院落，布局上也缺乏中轴对称，但在整个基址群外围不远处，环绕着一条宽十米以上、深约五米的壕沟，推测属于这一建筑群落的防卫措施；各房基址都是夯土筑成，其上分布着巨大的柱础；在基址堆积中，瓦的数量比凤雏基址更多，不仅有各式板瓦、筒瓦，还出现了半瓦当，甚至还出土了带有雷纹的墙壁装饰构件；另外，有些房基址上还有用卵石铺成的宽约零点五米左右的散水。

以F3房基为例，该房的夯土台基高出地面约零点七三米，东西长二十四米，南北宽十五米；台基之上由东向西有柱础七排，础径一米左右，最大础间距为五点五米，最小础间距也在三米左右。建筑学家认为，这应该是西周时期一座非常敞亮雄伟的高堂建筑，分为“中央大室”、“四旁”和东西两“夹”，中央有圆形的重叠屋顶，外观与北京天坛的“祈年殿”近似。有学者推测，该建筑就是传世文献中常说的“明堂”。

“明堂”是周代宫室建筑中规格等级最高的殿堂，既是天子听政、布政的地方，更是王权的象征。从召陈建筑群的规格及地位看，这种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

1999年秋至2000年，在扶风云塘村和齐镇交界处，又新发掘了一处由多座大型建筑组成的建筑群落基址，年代属西周晚期。这组建筑群落，大致可以F1、F4为中心，划分为两个建筑单元：

其中云塘发掘区共发现建筑基址五座，主体建筑F1，呈倒“凹”字形，东西长二十二米，南北宽十五点五米（西端最宽处），东西有七排柱础，南北向（两端）有六排柱础，南端的一级台基长达二十多米，四周环绕排成特定图案的鹅卵石散水。与其两侧的F2、F3，共同构成“品”字形的建筑群落。在F1中轴线正南面十四米处左右，有另一座房基F8，两侧连接东西围墙，与前几座基址共同构成一个总面积超过三百五十平方米的大型庭院，庭院中还有用鹅卵石铺成的“U”形石子路。

F4位于F1东侧五十多米处的齐镇发掘区内，东西长二十三点八米，南北宽十三点儿至十八点八米，有东西向柱础八排，南北向柱础七排，房间的面阔与进深，均比F1大。在F4东南和西南，各有夯土残基一处，F4南端十二米处，残存一大型门塾建筑，门塾与F4之间是一处铺有“U”形石子路的大型庭院。

在F1和F4南侧庭院内的堆积中，均发现了大型青铜器和石磬的残块，以及精美的玉戈、玉柄形饰等玉器，表明该区曾是周人举行大型典礼活动的地方。新发现的西周建筑基址，规模上远比之前两处基址要大得多，风格形制也与前者有所不同，它的考究建筑，严谨布局，都令人叹为观止。关于该组建筑群落的结构及性质，目前还处于探讨之中，但它的结构布局与《周礼》、《仪礼》等古代文献中有关周代建筑和贵族礼仪活动的记载多有吻合之处，这对我们认识周代礼制的深层内涵，无疑有着极重要的研究价值。

另外，周原遗址中还新发现了宽达十米的西周时期道路遗存，以及大型水井遗存。这些，都为我们认识周原遗址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更新的和极为难得的考古资料。

除周原外，目前在丰镐地区也发现了大量西周中晚期的建筑基址。这些基址都坐落在一处高冈地上，沿沣水两岸分布，其中沣西有十四座，沣东十一座。这片建筑基址的分布范围，东西长达三公里，南北宽二公里，可以想象，当时的建筑规模该有多么庞大！

在沣水两岸的这些建筑基址中，以5号宫室基址最具代表性。该基址坐西朝东，平面呈“工”字形，整个建筑都建在高高的夯土台基上，夯土最厚处可达五米。它主体建筑的形状，好像一个扁扁的“哑铃”。从建筑结构上看，5号宫室有门、阙、左右塾和左右两翼的厢房，呈现门塾居中、厢房分列两旁、东西沿中轴对称的布局。阙是古代宫室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即在门的两边各立高柱。我们在5号宫室看到，它的门道两侧，就建有两座高大的夯土台基，竟然比整个宫殿的台基还要高出四至五米，形成巍峨高耸的门阙。古人常在阙上建屋，用以观望和警戒。

5号宫室显示出西周的营造技术非常先进。它的墙体，是先在夯土台基上挖出基槽，再逐层夯筑而成的，显得坚硬牢固。瓦的数量不仅多，而且种类丰富，有绳纹板瓦、带钉筒瓦及A字形槽瓦，等等。宫室内安有壁炉等设施，地面及墙面上都用白灰浆涂抹，厢房附近还有卵石铺成的散水。

5号宫室的总建筑面积有二千八百多平方米，远远超出岐山凤雏宫殿建筑的总面积。有学者认为，5号宫室基址的平面之所以呈现“工”字形，是因为该基址只是某一大型宫殿建筑群落的有机构成部分。而在该基址西侧五十米外，正好是另外一座建筑基址—4号基址的所在。目前发现4号基址上现存有八十多平方米的红烧土地面以及三个一米见方的巨大柱础。有学者认为，如果将4、5号基址联合起来考虑的话，这两处基址的建筑形制恰好与岐山凤雏西周宫殿基址形制布局接近。

这些建筑遗存，代表了当时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最高水平。至此，中国古代建筑的两个主要特征已经显现出来：一是以木框架结构为主；另一是以封闭院落为基本群体布局方式。任何建筑所蕴涵的信息都会超过建筑文化本身。西周建筑的这些特征，正是周代“礼乐”制度的曲折反映。而另一方面，这些大型建筑基址所代表的宫殿宗庙遗存，是都城这种中国早期城市最为核心的内涵，反映了西周王朝国家权力中心的本质特征。

除了王朝都城，地方诸侯的国都作为诸侯国的权力中心，也具有早期城市的性质。考古已发现的有山东曲阜西周鲁国故城遗址、山西天马曲村晋国早期都城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都城遗址等。这些封国遗址的面积，如曲阜鲁都和琉璃河燕都的面积都在五平方公里左右，与宗周、丰镐遗址的规模相去甚远。这既是西周时期王朝与地方诸侯实力的写照，也体现了周礼等级制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