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为周人翦商开创了非常好的局面。在与殷商决裂之前，西伯姬昌就以其德行和国力，“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他去世之后，太子姬发迁都于镐京（今陕西长安县），继承文王遗志，继续伐商。武王即位后九年，曾率兵到达黄河渡口孟津，据说“不期而会”到此与周人队伍会合的，有八百诸侯之众。这可能有所夸大，但周人以“翦商”为号召，在孟津与诸侯会盟，联合各方势力，检阅己方力量，当为事实。只是此次会盟，姬发并未马上发动对商王都的攻势，他还在等待更恰当的时机。
面对周人的咄咄逼近，商朝纣王始终执迷不悟。《史记》上说他非常勇猛，能徒手与猛兽搏斗；聪明过人，十分自信。可惜他“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刚愎自用，不听劝谏，沉湎酒色，宠幸小人，诛杀无辜，导致朝纲大乱，诸侯背离。当他听到周人攻灭黎国的消息，居然仍执迷不悟地相信会有天命庇佑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东夷大规模作乱。纣王好不容易平定了所谓的东夷之乱，却使得军师劳顿，国力大量消耗。而且纣王对内更加残暴，剖杀王子比干，导致叔父箕子佯疯避祸、王兄微子逃亡、太师和少师抱着祭祀时用的乐器投奔周人。商王朝内外交困，矛盾空前尖锐。
这正是攻打商都最好的时机。姬发载着文王的神位，率领战车三百乘，护卫勇士（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庸、蜀、羌、髳、微、纑、彭、濮等方国部落，组成诸侯联军，渡过孟津，向商王都进发。
决战将在都城朝歌郊外的牧野展开。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汇编《尚书》当中，收录了据说是周武王姬发在战斗打响之前的誓辞，这就是《牧誓》—甲子日的清晨，天将明未明之际，武王面对自己的军队，发表战前最后的动员令。
他左手拿着象征军事权威的黄钺，右手持着装饰白色牦牛尾的旗帜，用力一挥。“离开故土很远了，西土之人！”一句话，队伍的注意力全部被他所吸引。武王一级一级召唤他的军队指挥员和联军：这里有与周友好的诸侯，周人的三有司（司徒、司马、司空）、各级军事将领（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还有来自西方各部族的联军（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牌，立直你们的长矛！我有话要说……”
武王首先列举了商王的罪行，说正是这些罪行，使周人今天率兵征讨：一是商王听信妇人之言。古人说过：“母鸡不会在早晨啼鸣。如果母鸡在早晨啼鸣，那么就是家财荡尽的预兆（“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而现在商王纣就只听信妇人之言，正是亡国先兆。二是商王荒废祭祀，遗弃自己的同祖兄弟，置祖先和亲情于不顾。三是推崇、任用和信任那些因罪从各国逃亡出来的犯人，让他们做王朝的卿士大夫，并使之暴虐百姓，在商国做尽坏事。这些罪行，天意不容！因此，今天周人征伐殷商，就是在替天行道，代天行罚（“惟恭行天之罚”）！武王铿锵的话语，反复申明自己是正义、道德和天命赋予的一方，鼓舞起将士们必胜的信心。(www.xing528.com)
“为了打胜今天这场战争，将士们，努力吧！”武王一而再地激励士气，“你们要勇猛得像虎一样，像貔（pí）一样，像熊一样，像罴（pí）一样！”誓词中不忘展示周人的仁德之心：“你们不要杀害那些奔降者，他们投降以后将会加强我们的力量！”最后一句，“大家勉力杀敌啊！不然你们就要被杀戮了！”既像关切的叮咛，又像督军的威胁。动员令就此戛然而止，简短而有力。
《诗经·大雅·大明》上说“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誓）于牧野”，规模空前。《逸周书·克殷解》上记载，武王派姜尚父（即吕尚）与伯夫到阵前挑战，周人的虎贲和战车向着商人军队直驰而去，商军大败。《武成篇》里则记录了大战的场面：商人军队并不是周人的对手，前面的士兵纷纷倒戈，周人掩杀过去，战场上血流成河。兵败如山倒，纣王无奈穿上玉衣，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历时近五百年的商朝自此灭亡。
西周利簋铭文拓片。其意谓，周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那天岁星当头的早晨灭亡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阑地，赏赐青铜给有司（官名）利。利用来作祭祀祖先的宝器。
这一场结束商朝命数的决战，发生在哪一年、哪一天？《牧誓》向我们提供了牧野之战的一个重要信息：战役发生的时间是“甲子”日。《逸周书·世俘解》也提到了“甲子朝”。这个重要的日子，已经得到了地下出土资料的充分证实。1976年陕西临潼南罗村出土了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利簋（guǐ），铭文为：“珷（武王）征商，隹（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易（赐）又（有）事（司）利金，用乍（作）公宝彝。”其中提到，武王克商的日子正是在甲子日，当天晚上周人军队就占据了商王都（“夙有商”）。这与《牧誓》的记载完全吻合。这个细节的印证，成为地下文献与传世文献互相参证的最佳典范之一，也成为证明《牧誓》记载基本可信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陕西临潼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然而武王克商的年份，《牧誓》和利簋都没有提及。《尚书·武成》和《逸周书·世俘解》仅仅记载了伐纣时的历日和月相；《古本竹书纪年》虽然有具体的王年，但这本书本身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又经过了西晋学者的整理，成书时代较晚。《国语》中记录了武王伐纣前后发生的特殊天象：“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yuán）。”后来《今本竹书纪年》、《淮南子》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可是这些书的成书时代也靠后，其中的记载是否真实，还是需要考辨的问题。文献资料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加之后人对古代历法、月相和天象资料的解释又多有歧义，这些都使得要准确判断武王克商之年，非常困难。历代学者对此都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自最早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西汉晚期刘歆至今，根据不完全统计，学界至少已经提出了四十四种不同的答案。其中最早的伐纣之年定在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在公元前1018年，早晚相距竟达一百多年时间。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之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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