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悟克勤对包括书法在内的“纸墨言诠”与本心的关系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领会佛法，绝不能从纸墨中寻求，“但向己求勿从它觅”，因为“此段大缘人人具足”；若企图从语言文字中去寻觅，则会走入歧途，因为“形纸墨涉言诠作路布，转更悬远”[19]，即包括书法在内的一切文字、言辞、公案只是禅门宗师在开示学人时立的“方便”而已。他说：“不知古人方便门中，为初机后学未明心地，未见本性，不得已而立个方便语句。如祖师西来，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里如此葛藤，须是斩断语言，格外见谛，透脱得去，可谓如龙得水，似虎靠山。”[20]克勤认为，包括公案在内的一切文字、言辞只是宗师接引度化后学的方便法门——手段、工具而已，它在开示后学使之悟入中起着中介作用。而参禅问道的学人，对于宗师所举示公案（及一切言辞、文字、举止），“切忌向句下觅他古人”，“切忌随他语脉转”[21]，因为宗师“凡垂示一言半句，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直下拨开一条正路”[22]，是为学人过渡到彼岸——获得般若之智所搭的方便之桥，学人必须明白“古人意在言外”[23]。所以，圆悟总说“莫随他语句，你若随他，正是扰扰匆匆水里月”[24]，则于禅道了无干涉。
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圆悟克勤有着丰富的书法创作实践经验，他的书法折射出他对于不立文字和不离文字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态度。他的笔墨表现着禅意，透露出他对禅的体悟和情感。在圆悟克勤东传日本的墨迹中，与虎丘绍隆的《印可状》[25]，是他送给弟子虎丘绍隆的。传说此幅《印可状》曾装在桐木箱中漂洋过海，至日本萨摩坊津海岸，因此有“漂来的圆悟”之称，在高僧墨迹中享有崇高的地位。[26]这份《印可状》的内容，是圆悟送给绍隆的法示警语。文中叙述了与虎丘绍隆之间胶漆相投的师弟情谊及师资相承的因缘。他以禅家特有的文辞，追述自临济祖师传到慈明（楚圆）杨岐（方会）以来峻烈的宗风，激励绍隆续佛慧命，传法利生。这篇书法用笔温文尔雅，风神超迈，深得初唐虞世南、褚遂良两家的遗韵，也兼得同时代米芾行书之雅致。其字里行间，挥洒自如，端秀中内藏刚毅之气，实有绵里裹针之妙，堪称宋高僧中一件风格高峻、出类拔群的名迹。[27]
《大明高僧传》称圆悟克勤禅师，法嗣七十五人，法流以径山宗日大，虎丘绍隆为最大。径山一派，更分为灵隐、北涧两派，虎丘也分为松源、破庵两派，绵延不断，影响遍中国，远播于海外。[28]
圆悟晚归昭觉寺掩关习静期间，被民间广泛流传的“济公和尚”道济的剃度恩师慧远禅师，便是此时得到印可并传为法嗣的。(www.xing528.com)
慧远禅师（1103—1176）是一位著名的宗匠[29]，在药师院宗辩法师座下出家为僧，游方多年，在圆悟重归昭觉寺时，依止于座下而得悟并被传为法嗣。圆悟圆寂后不久，慧远禅师也离开了昭觉寺，他先是被任命为皋亭崇光寺的住持，乾道六年（1170）又受宋孝宗的诏选，出任杭州灵隐寺的方丈。在杭期间，慧远曾经被宋孝宗多次召入内殿咨问法要，尊礼有加，名重当朝，宋孝宗曾赐其“佛海大师”封号。
慧远禅师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宗匠。日本禅宗源于中国，就滥觞于这位禅师的弘扬。日本临济宗的开创，始于荣西大师入宋求法，首先投拜于慧远禅师座下并接受了杨岐禅法的传授。据《续传灯录》卷三十一《觉阿上人》所载，觉阿上人出家后，听到来华贸易的从商者所传中国禅宗之盛，就同法弟金庆航海入宋。抵达杭州后，先到灵隐寺拜见了慧远禅师。当时，他们因言语不通，觉阿上人以书代言：“我国无禅宗，唯讲五宗经纶……愿传心印以度迷津”，得到慧远禅师的接纳，经开示教化得悟。他返回日本辞行时，慧远禅师特别为他印可并书一道偈语赠行。
至今，日本和东南亚各国众多的佛教信众，都把昭觉寺视为祖庭。圆悟克勤的《碧岩录》，被日本禅僧奉为与六祖惠能的《坛经》合璧的圣典，列为宗门七部书之首；《碧岩录》《圆悟心要》被列入日本的大正藏；他生前所书《茶禅一味》，传入日本三百余年，至今仍被日本茶道奉为至宝。日本井复筹题昭觉寺诗云：“学术元期佐帝王，坎坷底事太凄凉。卅年未试屠龙手，且伍禅林拈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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