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国力鼎盛，丝绸之路畅通，西域与长安成为国际交通要冲。唐以成都为南京，是当时颇具规模的大都市之一，巴蜀因此与西域交通频繁。“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加重，中原板荡，天下分裂，以致朱温代唐，出现五代十国的局面。
前蜀、后蜀在五代偏霸西南，没有中原那样风云俶扰，相对安定，文化发展蔚为壮观。王建、王衍父子建立的前蜀被中原的后唐所灭后，四川又归于大一统。时间只过了九年，四川又再次与中原王朝脱钩，崛起了另一个割据王国。这一次称雄于蜀中的，就是孟知祥、孟昶父子建立的后蜀。
前、后蜀的开国皇帝王建、孟知祥，两人都是北人入蜀执掌权柄。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军队，而且也带来了一大批北方士大夫和文化人，从而也把中原深厚的儒学传统、礼仪文化、规章制度以及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等带入蜀地，促进了蜀中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五代时期，长江上游的两蜀和下游的南唐，是十国政权中最富强的。两蜀和南唐亦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两个重心，唐后期形成的“扬一益二”格局，在五代时期继续发展。只不过长江下游因唐末战乱的破坏，以扬州为中心的淮南区，让位于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南区，为中国经济文化南胜于北之局面奠定了基础。
五代时期后蜀皇帝孟知祥的陵墓，就位于成都北郊磨盘山南麓，距北郊公墓西侧约0.5公里，史称“和陵”，是成都三大帝陵（惠陵、永陵、和陵）之一。战国中期，君主的坟墓开始称“陵”，陵的原意是山丘，借用来指墓，可见其高大。和陵位于青龙街道石岭社区海拔594米的磨盘山，属龙泉山脉延伸地域，是成华区的海拔最高点。
这座依山而葬的千年古陵，本掩映在磨盘山的一片绿林之中。在当代城市快速发展的进程中，现在的和陵周边，已被一片简易的居民房围绕。若不是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地面被一间砖房守护的孟知祥墓则毫不起眼。
和陵外观 王菱摄
和陵大门口正对着一家茶铺，守护和陵的陈文金老人，没事儿的时候就在茶铺里看人打牌。和陵1970年在“改土改田”中意外被当地村民发现。1971年春，四川省博物馆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了发掘，起初还以为是大型明墓，其后随着福庆长公主墓志铭及玉册残简的相继出土，始知为后蜀孟知祥夫妇的合葬墓。陈文金的哥哥当年就曾参与发掘工作。近半个世纪以来，陈文金老人一直守护着和陵，自从当年哥哥那意外的一铲子下去，陈文金后来的人生再也没有和这座帝王的陵寝分开过。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六个土贼夜里翻墙进来偷走了门口的两尊力士像，老人发现后报了警，警方在和陵方圆几公里范围内拉起了警戒线排查，土贼不得不将两尊力士像抛弃在大路边，后来这两尊力士像被放进了四川省博物馆。
就外观而言，和陵并不惹眼，形体也没有凸起于周围的山体。但位于地下的孟知祥墓建筑风格特殊，陵墓分为羡道、墓室、宝城三大部分，全是青石巨料砌成，大量采用石灰作黏合剂，是一座工程浩大、结构独特的大墓，建筑造型极为独特，在国内也不多见。一千多年来，经历了多次地震，墓的砌体和地面均未变形，充分显示了古代中国精湛的建筑艺术和技巧。
羡道有22级阶梯，宽约5米，以几近45度的下倾角度通达墓室甬道。经过千年的沉淀，阶梯的石板因为地质沉降，已经变形。甬道为券拱，下有闸门、双扇石门及覆马槽式水沟各一道。墓室是呈并列的三个圆锥形穹窿顶结构。墓室据地表深约5米。圆形墓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一种比较晚出的特殊墓葬形制，始见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北朝崔氏家族墓地之北魏崔猷墓和崔鸿墓。至隋唐五代时期，圆形墓虽有进一步发展，但其分布仍局限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山东、河北、河南、内蒙古和辽宁西部等地，南方地区目前仅有孟知祥墓这一例。
墓门为牌楼式建筑，屋脊两端各有一龙凤纹鸱吻和怒目张口的龙首吻脊；石板雕刻画的屋檐，十分逼真，彩枋四柱直立，左有青龙、右有白虎相缠；门前左右两侧还各有一个身披甲胄，手执剑、斧，形象威武的守门卫士圆雕石像。整座墓门既庄严又壮观，是一座形象逼真的仿木结构建筑物。
往里，便是一石门，似今日闸水板一样从上往下关，据测算重五千二百斤。过闸门后是最后一门——双扇石门。墓门内侧至石闸门前有两面壁画，彩绘男女宫人。由于风雨的侵蚀，古墓内壁画脱落严重，墓内陪葬品早年被盗，仅出土器物残片及残玉哀册、谥册、玉饰片以及孟知祥妻福庆长公主墓志铭（现存四川省博物馆）。根据墓志记载，福庆长公主是晋王李克用的长女，后唐庄宗李存勖之姊，死于公元932年，原葬成都会仙乡的星宿山（今磨盘山），和陵落成后，始迁来与孟知祥合葬。福庆长公主墓志高1.08米、宽1.1米，志盖四周绕以串枝葵纹。墓志载：“福庆长公主李氏，即后唐太祖武皇帝之长女，光圣神闵孝皇帝庙号庄宗之长姊，母曰贞简皇后。”[1]
长期以来，孟知祥和福庆长公主的合葬墓一直被误传为一座古代的砖瓦窑址。虽然墓穴内如今已空无一物，但从墓室打磨精细的青石，四周石刻力士及龙凤等浮雕，依稀能看到墓主人生前的华贵。
和陵石棺 王菱摄
孟知祥墓的中室，是存放孟知祥和福庆长公主棺椁之所，左右墓室则用于存放陪葬品。在长达5.1米的石质棺床上，可以看到底座四周的莲瓣、二龙戏珠和裸身鬈发的力士浮雕，四角还各有身着甲胄的武士一人。这些力士和武士，各做跪地负棺状，面部表情各不相同，形态生动。抬头向上，可以看到穹顶正中以蟠龙封顶，下方四角各有小铁环一个，均正向棺台四角。左右还有耳室，造型仅小于主室，高6米，直径3.4米，是放置随葬品的地方。(www.xing528.com)
宝城也是由石条砌成的。它从前门的牌楼式石门开始，向两边伸展成圆形，形如城堡一般。这是全墓用石料最多的地方，周长达77.4米。孟知祥墓是一座在南方地区极为罕见的有着浓郁北方草原建筑风格的陵墓。就四川地区而言，迄今发现及发掘的唐五代时期的墓葬，大多为长方形券拱顶多室或单室墓，之前以蜀永陵最具代表性。像孟知祥墓这样具圆形穹窿顶结构的可谓特例。
石棺底层抬棺力士 王菱摄
石棺中层武士 王菱摄
从墓室内退出来，再次环顾墓门，见墓门右侧的青石上不断渗出清亮的地下水，顺着石壁流下来，在地面形成了一摊似泉水般的积水。因这水，青石已有苔痕，午后的阳光穿过保护房的高窗投射在渗出的积水上，竟有些波光粼粼。恍惚之间，竟令人遥想起千年之前的金戈铁马。
20世纪40年代后，五代时期南方各国小朝廷的帝王陵墓已陆续发掘数座，除孟知祥和陵外，著名的还有江苏江宁南唐二陵和成都前蜀王建永陵。这些陵墓的墓室平面结构都呈长方形，与孟知祥墓的形制迥然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蜀投诚孟知祥的两员大将张虔钊和孙汉韶的墓葬陆续在成都市成华区被发掘。虽然张虔钊的墓前有与孟知祥墓一样的斜坡形阶梯式墓道，但其墓室形制却与和陵全然不同。
隋唐五代时期的圆形墓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有一定数量的发现，这些墓葬除个别为近正圆形的椭圆形外，其余均为规整的圆形，顶或作穹窿顶，或券成圆形顶，大多数为单室，个别为多室。总的来说，孟知祥墓与北方地区隋唐五代圆形墓大同小异，其形制应当是模仿北方地区生者的居室而来，即北方游牧民族广泛使用的穹庐毡帐（或称“毡包”“毡帐”等）。
敦煌石室出土唐人所作《昭君出塞》唱词，叙说昭君嫁到匈奴以后的经历，从日常起居到死后的葬埋均与汉人习俗不同。生时居“毡帐”“毡裘之帐”“张毳幕”，死后丧事亦“一依藩法，不取汉仪，棺椁穹庐，更别方圆”，“金骨埋于万里，嗟呼别翠之室帐，长居突厥之穹庐”[2]。辽代的墓志文有称辽人墓葬为“厚穹”者，亦是圆形墓模拟穹庐居室的佐证。
唐代开国，继承了北朝文化的传统，穹庐居室形式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保存甚至进一步的发展，时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穹庐毡帐）的习俗，就继承了北朝遗风。圆形墓经历了由简单模仿穹庐形制到逐渐加入汉制的过程，不同民族文化间互相融合、相得益彰，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生动的体现。孟知祥墓的形制就是继承了这一发展趋势的结果。孟知祥入川前活动的区域，正是北朝以来圆形墓流行的地区，其墓受到这一地区丧葬习俗的深刻影响自在情理之中。
和陵“穹顶” 王菱摄
和陵形制，可能还与北方游牧民族尊重母权的习俗有关。和陵墓门正脊上的鸱吻外形轮廓与唐五代其他鸱吻相同，但上刻龙凤纹，吻脊的首部为龙头，上举内卷的尾部则作神采飞扬的凤头，这种形制的鸱吻却不多见。或许这与和陵是夫妇合葬墓有关，将凤纹突出地表现出来，无疑是孟知祥尊重福庆长公主的体现。此外，较之五代十国时期其他帝王陵墓，孟知祥的和陵不仅结构独特，规模也较小，不太像是一个帝王陵。和陵地面所铺部分石板上刻有“西川”“武信”“资阳”“绵竹”“金水”等字样，应是开采、运送石料来的相关地区。这些地区距离成都均有数百里之遥，修建此墓所费时间当应不短。考之孟知祥从去世到下葬，只有不到半年时间，即便从称帝到下葬也不过十来个月。按照一般惯例，国君即位即为陵。如此短的时间内，在交通不便的后蜀时期，能否从距离成都数百里之遥的各州县开采并运送石料到成都修建成陵墓，令人存疑。应该说和陵极有可能是在福庆长公主去世不久，后唐长兴四年（933）孟知祥被封蜀王之时就已开始修建。孟昶即位后，不改父志，最终建成和陵。在将福庆长公主与孟知祥合葬时，仍以孟知祥称帝前所刻福庆长公主之墓志入葬，承认后唐封号，而不以蜀后身份另撰刻志，是尊重福庆长公主以示不忘本，可见孟昶是支持和陵仿穹庐居室修建而不因循汉制的。由此，和陵才成为独具一格，于蜀中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少见的圆形穹窿顶墓。
【注释】
[1]钟大全：《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文物》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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