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四年（926）四月，李存勖在兵变中被杀，李继岌在渭南（今属陕西）被害，李嗣源继位为明宗，改元天成。随着中原生变，后唐自顾不暇，逐渐失去了对四川的统御能力，孟知祥也渐生不臣之心，隐有王蜀之志。[1]他训练兵甲，扩大兵力，新增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共七万多人，命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亲信分别统率。与此同时，对于来自后唐朝廷的命令开始实行抵制的政策，这种抵制从两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一是这年冬天，宰相任圜派太仆卿赵季良入蜀要孟知祥送交当初为送李继岌班师时所征剩余的二百万缗犒军钱，并由赵季良制置两川征赋，孟知祥大怒，拒不奉诏；赵季良因是他的故交，才得以留在蜀中任职。二是枢密使安重诲觉察了孟知祥的割据动向，不顾明宗已罢诸道监军的做法，派宦官李严入蜀去做监军以加强控制。孟知祥先是陈盛兵于边境，想把李严吓回去。此举无效后，就在成都的酒宴上以“今诸方镇已罢监军，公何得来此”为由，以十万镇兵为后盾，强加给李严矫诏赴任的罪名杀之。明宗不敢责问，只好改变策略，把扣留在凤翔（今属陕西）的孟知祥妻儿送到成都以示恩信。从此，双方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天成二年（927），孟知祥在唐代罗城之外，发民丁二十万修成都城，增筑羊马城，城周达四十二里。随着孟知祥在蜀中地位的巩固，明宗又屈从了孟知祥的要求，由他自任赵季良为自己的节度副使，事无大小，均与之商量决定。后唐朝廷要离间他们的关系，于天成三年（928）任赵季良为果州（今南充）团练使，而以何瓒为节度副使。孟知祥将这些人事命令放置一旁，上表请求让赵季良留任，未获批准后又派雷廷鲁到洛阳（今属河南）再三论请，后唐明宗不得已只好勉强答应，何瓒后来被改任为行军司马。此事表明朝廷号令在孟知祥处已经大打折扣，这种趋势后来日益明显，孟知祥要求朝廷给予他更多任命下属官吏的权力，从此他在西川各属州安插亲信，排斥朝廷势力，在西川牢牢地站稳了脚跟。
当年十月三日，明宗改封琼华公主为福庆长公主，是后唐怀柔政策的一部分，企图以此裙带关系来维系西川与朝廷的关系。
这一年，后唐军讨伐荆南（镇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命孟知祥出兵三峡予以配合，他只派毛重威率三千人屯戍夔州应付场面。不久，荆南国主高季兴病死，其子高从诲听命于后唐朝廷时，他就要求撤军。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他让毛重威鼓动士兵自动溃散返回。第二年，明宗要在南郊举行盛大祭祀礼，派李仁矩去向孟知祥要助礼钱一百万缗，他不肯，拖延到最后只以五十万缗应景。
针对孟知祥日益明显的割据意图，安重诲就在东、西两川境内各州安插自己的亲信：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驻遂州（今遂宁），任命与东川董璋有矛盾的李仁矩担任新设的从东川分出来的以阆州（今阆中）为驻地的保宁军节度使，又让其表兄武虔裕任绵州（今绵阳）刺史，摆出了一副切割两川分而歼之的架势。孟知祥与董璋尽管心存芥蒂，为了共同利益也只好采纳赵季良的意见，与董璋互通婚姻结为同盟对付后唐朝廷，要求撤回派遣的节度使和刺史。明宗虽未照办，也不好发作，只好“优诏慰谕之”。
长兴元年（930）九月，董璋首先发难，攻破阆州，擒杀了李仁矩。随之，孟知祥也举兵反唐。明宗以石敬瑭和夏鲁奇为正副都招讨使前去讨伐，而孟知祥则派李仁罕、张业、赵廷隐率兵三万与董璋会攻遂州，袭杀夏鲁奇，占领遂州。此时，石敬瑭部在剑门（今剑阁东北）之战中先胜后败，被迫撤军，孟知祥乘机占领利州（今广元）和夔州等地，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军事领地。
事后，安重诲因处置失当，被明宗下令处死。明宗杀安重诲后，把伐蜀的责任推在安重诲身上，派使者前去诏谕孟知祥。明宗与孟知祥为姻亲，在其造反后，手下留情并未伤及其在京师的亲属，但董璋的儿子董光及其他亲属则被族灭。安重诲伏诛后，孟知祥念及明宗保全了自己的亲属，反复权衡之下，拟邀约董璋共同向朝廷谢罪。董璋则认为“唐不杀孟公家族，于西川恩厚矣。我子孙何在？何谢之有？”他因此怀疑孟知祥出卖自己，双方嫌隙顿生，昔日的合纵盟友走上内讧、火并之路。
长兴三年（932），拙于心计的董璋率所部万余人长途奔波以攻击孟知祥。孟知祥起初很忧虑，谋士赵季良宽慰道，“璋性狼戾，若坚守一城，攻之难克”，今日“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通鉴纪事本末》有关于此次战争的记载，称董璋会诸将谋袭成都，声势甚壮，孟知祥忧之，赵季良谋曰：“璋为人勇而无恩，士卒不附，城守则难克，野战则成擒矣。”后又附议道：“公宜以羸兵诱之，以劲兵待之。始虽小衄，后必大捷。”孟知祥以为然，与诸将率军拒之，战于汉州之弥牟镇。璋军大败，仅剩数骑逃回东川。后董璋被门客王晖所杀，传首于孟知祥。
长兴三年五月，孟知祥吞并东川，势力如日中天，他表面上愿意恢复与后唐的君臣关系，但同时又要求朝廷让他独自治理东川和西川，也就是四川全境。他还要求明宗封他为王，并按他的意思任赵季良等五人为节度使，蜀中刺史以下等官由他自任。李嗣源虽然万分不乐意，但也无计可施，只得答应了，并于长兴四年二月封他为蜀王、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行成都尹、剑南东西两川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统押近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制置等使，允许他总揽蜀中全权。据孟知祥墓中出土的《大唐福庆长公主墓志》刻录，在墓志书下葬前，即长兴三年十一月前，孟知祥已自封上述官职，甚至还多了“开府仪同三司”一职。孟知祥与朝廷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后来当孟知祥要把先前留在蜀中的数万后唐兵及其家属礼送出境时，明宗下诏不许。
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明宗病死，为孟知祥称帝提供了一个机遇。
应顺元年（934）闰正月，孟知祥于成都称帝，国号蜀，四月改元明德，史称后蜀。庙号高祖，史称前主。当时后唐朝廷正一片混乱，李从珂在凤翔起兵，李从厚派兵镇压，大败，根本无暇顾及西蜀。
与蜀地相邻的山南西道节度使（镇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张虔钊和武定军节度使（镇源州，今陕西洋县）孙汉韶都以其地归附于蜀。
六月，孟知祥设宴慰劳张虔钊、孙汉韶。其时孟知祥得风疾已有年余，祝酒时，手缓不能举杯。七月孟知祥崩殂，留下了一个立足未稳的政权和尚在冲龄（《蜀梼杌》说十四岁）的嗣君孟仁赞（后改名孟昶）。[2]临终之际，孟知祥命太子监国，并让赵季良、李仁罕、赵廷隐、王处回、张公铎、侯弘实六臣受遗诏辅政。
孟知祥在帝位仅六个月，终年六十一岁。
孟知祥死后，其子孟昶继位，史称后主，维持了三十二年的统治。经过数年经营，孟氏政权重视教育，免除苛税，兴修水利，招募流亡。两川社会逐渐稳定，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为后蜀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蜀中数十年不被兵革，安然入宋。
“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长治久安的生活状态为这一时期文化的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www.xing528.com)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也是一个承唐启宋的历史时期。当时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人民不堪其苦。但西蜀与江南作为当时全国的两大文化中心，不仅保存了唐代的文化传统，而且对于北宋初年的文化重建工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3]
北宋文治时代的到来，也与西蜀和江南两地文化人的参与有极大的关系。[4]较之江南政权而言，两蜀君臣重视教育，优遇文士，有力地促进了当时蜀中地区的文化发展，前、后蜀在文化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及在承唐启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更为巨大：学校的恢复，蜀石经的镌刻，雕版印刷术的广泛流行，中国早期文学词派“花间词派”的诞生，音乐歌舞的繁盛，绘画艺术的辉煌，医药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等，无一不对宋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在某些领域（如民俗文化）的影响力甚至持续到今天。前、后蜀文化代表了五代文化发展的水准和高度。
前、后蜀时期，王、孟政权对文化教育都非常重视。后蜀兴学，不亚于前蜀，宰相毋昭裔[5]便是办学的积极倡导者与力行者。《十国春秋》卷四十九记载：广政十六年（953）五月，“宰相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镂版印九经，以颁郡县，从之”[6]。宋人张愈《华阳县学馆》文记载：“……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凡草创制度，僭袭唐轨，既而绍汉庙学，遂勒石书《九经》，又作都内二县学馆，置师弟子讲习，以儒远人。”成立于广政十二年（949）的成都、华阳县学馆就是后蜀所办的官学。除官学外，还有设馆聚徒讲授的私学。如多岳在普州设教，“教授生徒，门下多知名士”。处士李谌，学识渊博，讲授四十余年，为一时名儒。官学、私学在蜀中的普遍设立，对于儒学在蜀中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王师平蜀，仍而不废。”[7]
后蜀时设立的华阳、成都二县学馆到了宋代仍得以保存，这对于宋代四川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北宋四川地区文化鼎盛，人才辈出，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如张唐英、范镇、吴镇、范祖禹等），这些都与前、后蜀时期的文教事业的发展不无关系。《蜀梼杌》曾指出：“宋世蜀中讲学及学术之盛，渊源孟蜀，而昭裔之功诚不灭。”
前、后蜀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书籍的大量印行，对于五代战时图籍的保存有着巨大的贡献，对于唐代文化的保存及中华文明的传播起着薪火相传的作用。由于成都印刷技术精良，北宋朝廷还选中成都作为《开宝藏》的雕印地[8]，《开宝藏》后世又称《蜀藏》，“蜀本”由此得名。“宋时蜀刻甲于天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于成都也就不是偶然了。
【注释】
[1]田玉英：《孟知祥之顾命大臣的政治命运及后主前期的政争》，《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2]田玉英：《孟知祥之顾命大臣的政治命运及后主前期的政争》，《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3]王瑛：《论前后蜀文化的发展与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4]王瑛：《论前后蜀文化的发展与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5]毋昭裔贫贱时，曾向人借《文选》，然而借者面有难色，因此昭裔“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毋昭裔不仅出私财刊印书籍以赠人，而且还建议孟昶以国家的力量“镂版印九经，以颁郡县”。孟昶采纳了毋昭裔的建议，“恐石经本流传不广，乃易以木板”。
[6]所谓“石经”，是指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它是由官方统一制定，立于各朝首都太学，供士子学习和校写经书所依据的范本。后蜀广政七年（944），宰相毋昭裔令镌工石刻经籍。历八年而凿成十经，刻石凡千数。以前历代石经皆无注，唯蜀石经有注文，经注并行；为石经书丹之人，皆当时著名的书家，镌工也是名手。因此，蜀石经确实称得上是体例严谨，书法俊美。不仅“较开成石经尤为优美”，而且亦比宋初补刻的石经质量要好。南宋人写文章多以蜀石经为标准，朱熹引用则多据此本。刻成于中国印刷术发明及大兴之初的“蜀石经”，其所存古、善本在校勘学上的价值极大。宋人吕陶在《经史阁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十六）中这样评价蜀石经对宋以后四川文化的影响：“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于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所谓“石壁之九经”，就是孟蜀石经。把孟蜀石经与文翁兴学相提并论，足见孟蜀石经对四川文化发展的影响。可以说，蜀石经的镌刻，是中国文教史上的一项壮举。
[7]王瑛：《论前后蜀文化的发展与影响》，《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
[8]这是宋代第一次规模宏大的官府出版工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