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三峡博物馆中展出的成都羊子山汉墓石刻实物极其丰富，彰显着汉代文化“深沉雄大”的审美取向和表现力。同时这些充满生命力的石刻造像也直观生动地展现出巴蜀地区特有的文化品貌及风格，昭示出这一时期巴蜀以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物化心智”的精湛技艺，是中国石刻造像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羊子山石刻造像的画面整体洋溢着一种奇妙的律动感，雕刻者非常善于把不同时空的场景和故事情节描绘在一个画面中，并运用流畅的线条来诠释石刻造像的主题。律动的线条与弱化的细节描绘，使画中的质朴与随意得到一种妥帖地再现。
这些石刻造像充分体现着古蜀人民热爱自然、顺应自然，追求“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的天人合一观念；并在人化自然的基础上形成了朴实、自然的美学风格，把农耕文化与社会生活完美结合；不仅表现了季度性的田园劳动场景：播种、收割、放牧，也描绘了广泛的社会风俗及生活场景中的宴乐、杂技、舞蹈等；同时还刻画了帝王将相乘车出行等宏大的仪式场面。这些丰富的造像艺术题材和处理方式，把百姓种植收割、打鱼狩猎、酿酒煮盐等生产生活作为美好的事物来描绘，给我们带来了更立体的艺术体验，其灵动与随性的造型，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化的崇尚自然与自由的审美意蕴。
上／（左）羊子山出土说唱俑[1]
上／（右）羊子山出土厨娘陶俑
下／羊子山出土捧笙佣
清末，汉画像砖的出土逐渐引起收藏家的注意；到了民国初年，有文字的画像砖开始成为方家收藏的对象；而到了抗战时期，由于大批的文化人士入川，四川大量出土的画像砖开始被更多的人收集和研究，因此在收藏界变得重要起来。当时最著名的一批汉画像砖，相传出土于成都北郊凤凰山麓赖家店附近，其中有车马等题材画像砖，这一批里出土的盐井、弋射收获等画像砖亦是后续同类题材画像砖中出土最早的。四川的画像砖与四川的画像石、石阙并称为四川汉代艺术的三大顶峰，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一代，题材十分广泛，主要有车骑、门阙、宴饮、乐舞、劳作、燕居、市井、传经讲学，以及社会风尚、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
青杠坡出土宴集画像砖原石 王菱摄
青杠坡出土宴集画像砖拓片 王菱摄
1952年，前西南文教部派遣的“宝成铁路沿线文物调查征集工作组”于当年在成都站东乡青杠坡（后称青杠包）发现了汉墓群，其中第3号墓即画像砖墓。
1953年，成都北郊羊子山发现古墓群，在羊子山以北（略偏西）约100米的小羊子山第1、2号墓，羊子山以东约70米的第10号墓及羊子山第187号墓，此四座墓均为画像砖墓。(www.xing528.com)
画像砖墓在东汉砖室墓中出现较少且很特殊，在青杠坡中的二十余座砖室墓中，画像砖墓仅有一两座；在羊子山墓群的三四十座砖室墓中，画像砖墓也仅四座。加之，虽然整个四川都有发现东汉时期的砖室墓，但画像砖墓只在川西平原及其附近一带才有发掘，四川其余地区均尚未发现有画像砖墓出土。据此推测，当时能够修建画像砖墓的人，应该是官阶较高或较富有的人。
四川的画像砖一般均称之为汉画像砖，但严格来说，所有的画像砖均系东汉后期和蜀汉时期的作品，大致相当于公元2世纪后半叶至3世纪前半叶。不能确定更具体的时间，皆因四川东汉时期砖室墓，绝大多数没有文字资料以判明其绝对年代，仅有少数墓葬的花砖上印有年号，如羊子山第59号墓，在起券的楔形砖上印有“永初三年”（109）年号。有年号的墓在砖室墓中仅占极少数。
成都的汉墓，目前已发现的主要集中在成都的北郊和西北郊，其余方向汉墓甚少，更未发现有画像砖墓。成都地区与其邻近各县出土的画像砖在形制上是极易区别的。成都的画像砖均为约40厘米见方的方砖，画面繁复，线条遒劲。邻近各县所出土的画像砖，均为长约46—47厘米，宽约26—27厘米的长方形砖，画面的繁复程度和生动程度均不及成都的画像砖，且砖的材质中砂砾较多，较成都的粗糙许多。
彭县出土东汉骈车画像砖原石 王菱摄
彭县出土东汉骈车画像砖拓片 王菱摄
画像砖在墓中的砌法，大致是阙砖之后，砌车马和出行等的画像砖，然后是生产及室宇等画像砖，最后则为与墓主人相关的生活和行乐的画像砖。由此可见，墓室中的画像砖可能是主人生前地位与生活的写照，即“事死如事生”。
画像砖原来均为彩绘。在羊子山四座画像砖墓中所出土的各砖，局部尚保存有红、绿、白三种颜色，犹以第10号墓砖上保存得最多。[2]这种彩绘的画像砖砌在用花砖组成的墓壁上，装饰效果非常突出。
在小羊子山第2号墓和青杠坡第3号墓中，均出土了“讲学”画像砖，亦称“传经图”。画面再现了汉时师徒聚集一堂传经讲学的场景：画中老师居左坐于榻上，六位学生居右席地而坐，手捧竹筒凝神静听。“讲学”画像砖形象地记录了东汉时期巴蜀地区社会教育的传承方式，是珍贵的参考史料。
羊子山出土讲学画像砖原石 王菱摄
羊子山出土讲学画像砖拓片 王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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