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出土最丰富古文化遗址羊子山土台

成都北郊驷马桥是成都北往中原的必经之地，驷马桥场也是川陕路上的要冲。

在它以北约一公里处，川陕公路以西，曾经有一座大土丘，当地农民世世代代都称之为羊子山。传说中，羊子山又叫升仙山，其周围地形起伏不大，唯有大、小羊子山两个土丘耸立。羊子山所在的这一地区是成都平原地区考古发现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所在地。

8月初的一个清晨，我沿着成华区的赤虎桥南街往南走，沿河的绿地生意盎然，绿道穿插在林荫之中，很快就走到了沙河和凤凰河交汇处。因两条河水流速不同，交汇处形成了一个回水湾，很多老人聚集在回水湾周围垂钓。

根据杨有润先生发表在1957年第4期《考古学报》上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中的羊子山地形图，参考1956年第4期《考古学报》上的《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1]中的羊子山地形图考证，从回水湾处往北约一公里处，就是昔日羊子山土台的所在地。六十余年的社会发展，羊子山区域的地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荒野，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唯一未改变的地貌特征，就是沙河与凤凰河的交汇处。我将以此为原点，寻找羊子山土台的原址位置。

站在回水湾一侧，我静静地望着缓缓向南流淌的河水，两河刚刚汇聚后的地方，有一座为宝成铁路专门修建的石桥，一列入城的动车正缓缓从桥上经过，它即将到达目的地——成都北站。

动车驶过两河交汇处。　王菱摄

1952年，也是8月，成都开始修筑宝成铁路，为了保护和征集这条铁路工程路线中出土的文物，西南文教部成立的“宝成铁路沿线文物调查征集工作组”曾来羊子山区域调查过。一年后的7月8日，西南博物院（今重庆博物馆）注意到这个区域开始兴建砖瓦厂，先后派石光明与杨有润先生在此区域做了两次勘查。这一年底，砖瓦厂投入生产，因发现一些随葬品，西南博物院和四川省文管会又派定羊子山工作小组，配合砖瓦厂的工程进行清理工作。^[2]当时，工作组估计羊子山可能是一座大墓，所以仅仅注意到土丘上层的古墓群的清理。1956年2月间，羊子山因为砖厂取土而逐渐减小，只剩下高约7.5米、面积约40平方米左右的中心部分土堆。小组工作人员直到此时也没有发现主墓，于是推翻两年多前判定这里是一座大墓的推测。

左／羊子山地形图（引自《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中的《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

右／羊子山地形图（清晰版）（引自《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中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

这样一座从平地上突然隆起的人工建筑土丘，既不是大墓所筑的封土，应该有其必然的用途。但由于清理发掘时，砖瓦厂同时在以不规则方式迅速挖土，工作小组无法主动掌握工程进度，因此忽略了对地层的详细研究，面对仅剩的中心部分土堆，工作小组开始意识到应该以考古地层学的方式考察羊子山遗迹。

1956年3月2日，工作小组在残存土堆西南面原地层中出土了一截经打磨的残石凿。此后两日，经过详细观察，见此处的土层断面上有规则的遗迹现象，才开始确定羊子山是一座有意义的土台建筑。

就在我伫立岸边追忆当年羊子山土台的清理发掘历程时，那列动车已不知不觉驶远了，身旁正在钓鱼的几位老人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钓到了！”只见回水湾对岸的一位钓者兴奋地开始收线，一条大约一斤多重的裸背儿^[3]被网出了水面，众钓者都很开心。

沙河与凤凰河交汇处，现在是市民们怡然垂钓的休闲胜地。　王菱摄

我跟身旁的一位老人攀谈起来，意外得知他恰是当年双水碾街道的居民，近七十岁的年纪，但对六十多年前残存的羊子山土台还留有印象。他说，当时取土的砖瓦厂被称为二砖厂，离羊子山土台不远，从羊子山土台到二砖厂曾经修有一道专门运土的铁轨，从羊子山所取之土通过这段铁轨源源不断地运到了二砖厂。或许对钓鱼的兴趣远远大于去回忆这处在他记忆里没什么意义的土台，老人开始专心地看着水面，不再谈论和羊子山相关的片段。他完全不知道在这处貌不惊人的残丘里，出土了众多的墓葬、丰富的随葬品，以及令人惊艳的汉画像砖。这些考古发现为我们细致地勾勒了从古蜀末期、战国至宋朝的蜀人生活画卷。

关于这座近三千年前的土台如何兴建、怎样使用又何以废弃的种种，与当下的时代和个体生命毫无瓜葛，也是情理之中。我默默地从这群老人的背影里离开，带着怀揣秘密的心情，沿着河道布局呈U字形的赤虎桥南街继续向北走去，走向近三千年以前就开始建造的羊子山土台。

指路牌左侧的丽水澜庭楼盘所在地就是当年的羊子山土台所在地。　王菱摄

经过沙河上的赤虎桥，进入赤虎桥北街，再走到荆竹南街，往左走是升仙桥，而右转不到百米就是洪山路。根据河道地形与六十多年前绘制的羊子山地形图的比对，荆竹南街与洪山路交会的十字路口以西、直径100米的范围，即现在的丽水澜庭A区和B区的中心位置，应该就是当年羊子山土台遗址的所在地。往北几十米，羊子山西路以北则是曾经的小羊子山所在地，现在这块地被围墙暂时围合起来，里面种满了玉米。

1953年，经西南博物院勘查测绘，此地为一片高地（相对高度约6米），其上分布着一些毗邻的土丘。最高的羊子山约有10米高，呈正方形，方向北偏西55度，台底外层最宽每边约103.6米左右，是三级递高建筑^[4]，每层必有土台阶。其北面约数十米是小羊子山，四面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土丘。羊子山土台遗址的地层较为简单，仅包括台身、台址和台身之下的台址表面。台身上发现了大批战国以降的墓葬。至1956年秋考古清理工作结束时，羊子山共清理土台遗址一处，历代墓葬二百一十一座，表层为明代墓葬，往下依次是宋代、唐代、晋代及至汉代和战国的墓穴。羊子山的墓葬，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大都是木椁墓，东汉、西晋、六朝和唐宋时期的墓则是砖室墓。

大羊子山就是羊子山土台，小羊子山从其地形来看，可能也是与大羊子山类似的人工建筑。在羊子山附近，未见有其他同时期的遗迹，只有这一大一小两座土台。这种情况与一般的朝寝宗庙或离宫别馆中的高台建筑完全不同，却与列石遗迹往往大小相配的情况相类似。^[5]它们应当都具有某种相近的深层含义，与原始宗教或古族的构成方式有关。

羊子山的土台遗址，因其巨大的形制，加之与城市中心区特殊的位置关系，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周代国都的灵台、鲁国的观台和楚国的五仞台。

羊子山土台遗址实测及复原平剖图（引自《考古学报》1957年4期，经改制）

羊子山土台复原示意图（摹自《考古学报》1957年4期）

台，这一特殊的建筑形制常被统治者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标志。文献记载夏启有均台，殷纣有鹿台，周文作灵台，但那时的台是否就是高台建筑尚有疑问。《史记·殷本纪》说，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鹿台、钜桥似乎皆为府库之名，而非具体之台。许慎在《五经异义》中曾经提道：“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但有时台囿台也。”这段话记录的是用台的等级差别。高台建筑的流行是在春秋时期以后。文献记载中的晋灵公九层台、楚灵王章华台、燕昭王黄金台、吴王夫差姑苏台等，以及考古调查和发掘中所见的大量这一时期的高台建筑遗迹可以反映当时的这种风尚。

成都平原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证实，至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成都平原先后经历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晚期巴蜀文化等考古学文化。这些独具特色的古代文化保持了与黄河和长江流域其他地区大致相近的发展水平，在长江上游独树一帜，保持了数千年的区域文化中心地位。

公元前1400—前900年前后，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普遍走向繁荣。^[6]十二桥文化第一期正值四川盆地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之一，它是继三星堆文化之后，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与此同时，在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区出现了多处高规格的、可能涉及精神领域的考古遗存——十二桥大型木结构建筑，以及黄忠村、岷江小区的大面积、多开间地面式建筑等。羊子山土台是发达的十二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台极有可能是古蜀历史中创造十二桥文化的杜宇族和创造晚期巴蜀文化的开明氏（鳖灵）先后作为国之祀典的场所，即土台经历了两个时期——杜宇时代和开明时代。

成都平原在经历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替代之际，文化、政治与经济中心由成都平原北部向南转移，在现今成都市区的北部、中部、西部和南部几乎同时或略有先后地出现了羊子山土台、十二桥大型宫殿式木结构建筑、黄忠村大房址、金沙村祭祀遗存和岷江小区大房址、青铜尊等重要遗存^[7]，已初步具有一个大中心聚落的雏形和网络体系。这种狭小区域内的中心转移，并没有改变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精进式的演变传统和特点，也“没有发生过传统的中断和转移”^[8]。

借用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的卫星地图功能，从羊子山土台处向西北延长其北偏西55度的轴线Lo，该轴线正好通过都江堰灌口岷江出山口。再将羊子山土台与三星堆遗址两地用直线La连接。然后在AutoCAD中，以Lo为中轴线作La的对称线Lb，我们发现Lb的另一端点到达了出自灌口的另一条大河金马河附近，距离古蜀人早期聚居地新津宝墩古城不远。^[9]

依据地图上的信息，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古蜀人是从岷山沿岷江而下，从都江堰灌口而出，来到成都平原。先南下，沿金马河两岸，以新津宝墩古城为中心聚居；在鱼凫王朝时期，因洪水逼迫北上，到达古雁河（今鸭子河），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聚居；杜宇王朝时期，因洪水再次迁都到成都平原中脊高地的金沙区域定居。古蜀部落一直在一南一北的金马河与古雁河之间的“两河流域”内迁徙，东、西的龙泉山山脉和岷山山脉是他们的两道天然屏障。就这个迁徙范围而言，指向灌口、处于“两河流域”的中心位置的羊子山土台应该不是一个偶然确定的位置，而是在建台之前就形成了此处是地中^[10]位置的认识。作为地中的标志性建筑，羊子山土台是祭地仪式的最好场地。(www.xing528.com)

古代中国，为了表达对土地的崇拜，祭地的方式一直遵循着周代的正祭，即到了每年夏至之日，会在国都北郊水泽之中的方土丘上举行庄重的祭典。参照羊子山土台的地理位置——正是位于商周时期金沙和十二桥古城遗址的北部。祭地坛的形制当是“水泽，方丘”，即以水环绕的方形祭坛。古人认为，大地是属阴而静的，本应是方形。“水泽，方丘”，象征四海环绕大地。羊子山土台的西南侧正有从西北而下的沙河由此转向，和凤凰河汇合后南流。这一地区，古代当是溪流密布，四周环水。

羊子山土台的位置被确定为地中位置应当早于金沙和十二桥古城的建设。因为建城之始，选址时会刻意遵循祭地大典的规制，把都城建造于羊子山土台的南边。

羊子山土台在修筑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技术与智慧，无一不是汲取了巴蜀本土的既有成就，如宝墩文化城址群、三星堆商代城址修筑中需要的组织与管理体系，用土坯砖垒砌郭墙、夯层间铺灰层的技术等。

羊子山的土台建筑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商代蜀国的土台建筑实例，殊为难得。十二桥文化时期的蜀国是中原商周王朝的重要方国之一，深受商周文明的影响，也遵循着商周的礼制。其三级四方无屋榭的土台，每级台的外侧均用土砖砌成墙，墙内填土夯实。筑墙用的砖，内掺茅草，茅草叶均经过选择。在土台石壁处有绳纹陶片、兽骨及石斧等古蜀人遗物，堪称一座古蜀人的历史博物馆。

仅从体量和高度来看，羊子山土台就比已发掘的商周时代的土台要高大许多。同时，其土坯技术和夯土技术也处于领先地位，就其宏伟和精致度而言，羊子山土台当属王者所有的灵台。“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11]除此之外，羊子山土台可能还有祭祀天、地、山、河诸神和祖先的神坛之用。对比三星堆两座祭祀坑出土的极为丰富精美的遗物来看，其均属于礼器，可见古蜀王是非常重视神权的，祭神亦不惜花费巨金，这可作为古蜀王是把土台兼用以祭祀的一个旁证。值得注意的是羊子山土台的方向为北偏西55度，这种建筑朝向，在商周时期的建筑中较为少见，但和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建筑遗址朝向（西北—东南）较为一致。

令人遗憾的是，考古清理发掘后不久，羊子山土台很快就因烧砖取土被夷为平地，不再残留一点痕迹。

历史学家冯汉骥在《西南古代的奴隶王国》一文中说：“以羊子山的土台而言，是属于蜀人较晚期的遗迹，其时代在春秋战国之际。”而根据王家祐和杨有润两先生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羊子山土台建筑的年代上限为春秋前期到西周晚期。

因为出土遗物不多、层位关系简单，想要准确判断土台遗址的年代便有障碍。羊子山土台的发掘简报发表后，许多学者撰文讨论羊子山土台的年代问题，有一些学者对遗址的年代上限提出了质疑，主要有殷商至西周前期之间、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春秋中期等四种不同的认识。对羊子山土台的下限年代的认识大体一致，即战国晚期到秦代。

根据考古地层学分析，将土台土层中出土的37件遗物与广汉三星堆遗址及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物比对，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林向老师认为土台下紧挨着的土层年代可到商代早期，即距今3700—3500年间，因此土台的始建年代也不会太晚，很有可能是商代始建，上限最晚也在殷末周初之前，下限即其废弃的年代应该是战国时期，不能再晚。这个时间点主要依据叠压在土台遗址上的172号墓。

在土台上发掘的211座墓葬，绝大多数材料没有公布，但其中的一座战国墓葬，也是规模最大的172号墓有发掘简报（但该发掘简报并未提及此墓是否是年代最早的一座）^[12]。

羊子山土台的年代推测

所有墓葬中，172号墓位于羊子山土台的西北部，是一座中等规模的长方形土坑墓，1955年3月25日由前西南博物院羊子山工作组的路德良和赖有德两位老师清理。因墓中出土的器物大部分是战国或以前时期常见的，且墓中未出现只在秦汉后才出现的器物，此墓很可能是战国晚期或更早的墓葬。172号墓有金块随葬，根据漆器、甗、鼎、错金银器的图案风格，此墓表现出来的楚文化色彩非常浓厚。

上述四种对土台年代的推测在逻辑层面都是成立的。仅依靠遗址简单的层位关系、少量的出土遗物，是无法判断哪一种说法更为准确的。但羊子山土台始建于商代至战国之间，废弃于战国晚期至秦，这个大体的时间段是可以界定的。

【注释】

[1]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2]于豪亮先生在《记成都羊子山一号墓》（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一文中所述，1953年，小羊子山修建砖瓦厂发现花砖墓，西南博物院和四川省文管会派员清理，参加工作的有曹祚沅、陈历清、于豪亮、龙廷万、唐淑琼、余德章、罗恒光等。

[3]成都人对无鳞甲鲤鱼的称呼。

[4]郭明、高大伦在《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试析》（见《江汉考古》2017年第2期，总149期）一文中认为羊子山土台可能是五级台阶状，一是从发掘报告等资料上看，羊子山土台的地形地貌存有这种可能；二是发掘者复原的第三级方台与实测的土台直径差40（或60）米，高度相差约4米，第三级方台外尚有方台的可能性较大；三是古蜀地区有“尚五”的传统：《华阳国志》关于先秦时期的记载中，多有与“五丁”“五石牛”相关的记载。“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矗立在蜀王墓前的大石亦有五块石，后来的地名则有五妇山、五丁冢之类，都是蜀人“尚五”的例证。郫县古城发掘的宝墩文化时期的大型房址F5，房内发现五处呈长方形的卵石堆积，自西向东规律排列。先秦时期巴蜀最重要的遗址之一——三星堆遗址，也可见“尚五”的习俗。2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头戴五齿高冠；青铜太阳轮形器轮条均为五条。神秘的五，贯彻在古蜀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古蜀王为中心节节展开，并且都是为着同一宗教性目的，从中可见“尚五”观念在古蜀文化中多方面的重要功能和精神支配作用。

[5]列石遗迹往往大小相配，如奉节八阵图为“纵横皆八，八八六十四磊，外游兵二十四磊”（《奉节县志》卷34）；勉县八阵图“图列八阵，聚细石为之，各六十四聚。又有二十四聚，作两层，每层各十二聚。”（《水经注疏·沔水》引《汉中府志》）

[6]孙华：《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八期，2001年3月。

[7]李明斌：《从三星堆到金沙村——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研究札记》，《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

[8]宋治民：《六十年来蜀文化研究的重大收获》，《四川文物》2009年第4期。

[9]张蓉：《探寻古蜀国的明堂建筑形象》，《地域建筑文化·南方建筑》2008年第2期。

[10]地中观念与古人认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有关。天地相对应，古人因为相信天地是平的，因此必然就有中心。天的中心在北极星，与天中相对应的是地中。先秦时期，古蜀人从原始宗教观念出发，认为天地相通，必然通过高山大树。《山海经》中所提到的“建木”是通天之物，“建木”所在就是中心。“建木”所体现的地中观念，即古蜀人的地中观念。

[11]《诗经·大雅·灵台》郑笺云。

[1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山子第172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