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江三角洲于汉代已基本成型，汉墓及汉陶已可证明。从汉到唐，随军南下和逃避战乱、南迁的中原人及谪臣望族，已居交州、广州的广信人，或许已有不少进入增城立村。《增城县志》有一段关于单道开后裔入增的记载：“道开以异术显于晋升平中，后入罗浮山殪妖蛇以祛众惑。”“道开之远孙通真从东鲁来游罗浮，追慕道开不已，遂卜居增城龙滩圆洲。”[1]在增江三角洲内，有记载的古村庄从隋开始。这些村庄分布于三角洲的边缘岗地，有高地作为依靠。据载，隋朝入增建村有五个，即大敦、元洲、岗贝、龙地、红花地，石滩占其四。
增江三角洲由石滩西达仙村，东到博罗鸾岗一线，从唐代开始，进入东江洪泛区。韩愈的《宿曾江口示侄孙湘》诗可证：云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围。三江灭无口，其谁识涯圻？暮宿投民村，高处水半扉。鸡犬俱上屋，不复走与飞。篙舟入其家，暝闻屋中唏。问之岁常然，哀此为生微。海风吹寒晴，波扬众星辉。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
虽然洪泛“岁常然”，但增江三角洲毕竟有“民村”，毕竟“鸡犬”蕃息。若不是洪泛期，呈现韩愈眼前的或许是：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六畜蕃息的富庶景观。
证明隋唐时期石滩人声鼎沸的还有“刘王涌”。
《增城县志》载：“南汉王刘
建天华宫于罗浮山，凿涌于增城。”此“涌”今尚存于金兰寺，已淤塞。史载，五代十国末期，正是宋帝赵匡胤兵锋直指广州、矢志一统天下之际，偏安于广州的南汉王刘
出于“无事则为登临之乐，有事则为逃遁之数”之旨，在罗浮山大兴土木，建造天华宫。并征集民工日夜赶凿一条从增江直通罗浮山的运河。运河仅“征役兴凿十余里”，宋军杀到，刘
降宋，丢下“刘王涌”去做他的“恩赦侯”。
这段史实，为我们透露了两点重要信息：一是刘
经常乘船经增江到罗浮山，囿于交道不便，才有意开凿运河；二是金兰寺一带人声鼎沸，有足够的民役可征。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在隋唐时期增江三角洲已是繁荣的富庶之地。因此，早在南北朝时期，“宋文帝元嘉中分增城置绥宁县”，绥宁县治置于仙村。仙村位于增江三角洲的西端，其冲积平原形成要晚于石滩。这也正好说明，在南北朝时期，增江三角洲的人口已达到相当规模。南北朝尚且如此，更何况数百年后的唐朝呢！
关于“刘王涌”，清朝增城县令管一清咏诗以讽：
（一）(www.xing528.com)
盖海承刘势莫援，凿渠空拟武凌源。
金沙淘尽黄龙游，汩汩惟余涧水喧。
（二）
苦竹阴阴曲绕溪，溪头终日鹧鸪啼。
当年不作降王长，未必罗浮似会稽。
【注释】
[1]《岭南单氏史料》称卜居岗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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